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经典系列加印次数最多的作品。作者力求以一个客观记录者的视角对人物和对话进行如实的，毫无偏见的记录。
历经了17个小时，终于赶在今年结束之前看完了。本来计划是12月份之前看完，到年底了有点忙，拖了小半个月才陆陆续续读完了。到今天为止，三部曲的最后一本总算是读完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被奉为了解我国政治格局的三部曲分别是：《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以及《小镇喧器：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现在只有《置身事内》没有写读书心得，阅读时间间隔太长了，可能有必要找个时间重温一下，日后有时间再补上吧！（ps：其实大部分书友书评已经写的非常好了，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在各位书友的基础上做一点微小的补充） 这本书是作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扎根乡镇，通过观察调研乡镇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以及乡镇政府是如何推进工作有序进行的而形成的田野调查的报告。 作者所想要讨论的是基于“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如何博弈共生。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在乡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示一种流动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的政治关系，以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 我比较喜欢这种这种局部性的田野经验为基础的“深描”较之于统计性的量化分析，这种方式对于理解我国社会与政治特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有关这种田野调查报告的书很多，如《黄河边的中国》、《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在本书的末尾，作者也推荐了三本叙事性作品的学术专著，分别是《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强烈建议感兴趣的书友可以阅读一下我们时教授在地方政府管理的课程上推荐的书目《黄河边的中国》。该书的形式也是调研者以田野调查报告的形式向读者展示基层干部在面对群众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游刃有余的应对。书中对于调查者该以怎样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接近事实的调查结果有很多作者的看法和见解。 权力存在的地方总难免伴随着曲意逢迎，言不由衷，但是如果不借用权力，则会被拒之门外，失去基本入场资格。 调查研究既要求深入参与也要求客观真实，但是现实是二者很难兼得。做学者，要分析的清楚；做朋友，要守得住秘密。 没有关系，很难公事公办；有了关系，有失公事公办。有关系就不客观，没关系就看不到。就像过去如果你不看报纸，你将一无所知；如果你看报纸，你将被误导一般。 这就是乡镇，身为基层政府的干部，你就得去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干部们谈农业，往往就是在谈论维持和稳定，是在谈论如何减少因耕地抛荒所造成的税赋悬空，却不是在谈论发展和富民。这让我想到了孟德拉斯所著的《农民的终结》这部书的书名和它的某些内容，但两者的内涵相去甚远。 孟德拉斯所揭示的是随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而来的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所替代的过程，而小镇所呈现出的却是在尚看不到农业产业化前景下的传统小农经济的自弃。这种自弃固然也是缘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拉力，尤其是基于特殊的地理区位。这一拉力对小镇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效用表现的尤为明显，但它显然更是中部欠发达地区近城区农民对农业产业化前景不抱希望的一种反映。因此，它的社会效用只是破坏性和浪费性的。因为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被弃置的无数小块耕地尚不能够自动转化为可供规模化经营的大地块，而中部地区的欠发达也阻滞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近期可能对它们的利用，使其无法出现我们在发达地区城市近郊或若干地区的“城中村”所看到的土地在农转非过程中急剧升值的情景。（近期的研究可参见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这也许就是目前内陆地区城郊农村所要遭遇的一个困境，即既因为发展又因为不发展而不能不遭遇的土地资源的浪费现象。 基层干部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围绕上级的要求展开，自己能发挥的实在有限，几乎都是被各种随时而来的任务推着走。 乡镇本身的运行惯性不能出现在上级政府检查的内容中，而需要人们捏造出符合要求的完美运行秩序来满足政治需要。 真实的缺憾不被认可，虚假的完美却被呈现。 有了这些细而又细的考虑、策划和要求，庞杂而繁重的迎检工作就转化成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件制作的技术与程序。这一系列文件制作的技术和程序虽然十分复杂甚至于累赘，却可以通过不计成本的辛勤工作去达到。 所以韦伯提出的官僚科层制和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可以完美的解释行为背后的原因，他认为作为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可以这么去理解： 官僚科层制：官僚科层制是一种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明确的等级结构、分工和规范化的程序。它包括以下要素： 1、等级结构：组织内部按照等级划分，每个成员有明确的职责和地位。上级有权力指导和控制下级，形成垂直的指挥关系。 2、分工：任务被分配给不同的人员或部门，以实现高效的工作。每个人员负责自己的特定任务，形成了明确的职责和责任。 3、规范化：官僚组织依赖于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程序，以确保工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些规范可以是书面文件、规章制度或标准操作程序。 官僚科层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和组织中。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效率和组织纪律，但也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缓慢、创新能力下降和僵化等问题。 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组织形式，通常在革命或紧急情况下出现。它具有以下特点： 1、高度动员：革命动员型机制要求迅速而大规模地动员人力和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或革命的需要。它可以迅速组织、调动和激励人员，以快速采取行动。 2、非常规结构：革命动员型机制通常不遵循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规章制度。它可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快速决策和行动的需求。 3、目标导向：革命动员型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目标，如推翻政府、改革制度等。它以实现这些目标为中心，并以迅速行动为手段。 革命动员型机制常见于革命运动、抗议活动和紧急状态下的军事行动。它强调迅速行动和目标导向，但也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组织混乱和缺乏制度化的问题。 总的来说，韦伯的官僚科层制和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官僚科层制注重等级结构、分工和规范化，适用于大多数现代组织。而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则强调动员、目标导向和非常规结构，通常出现在紧急情况下的动员行动中。 所以政府在做困难工作时，首先应该集中主要力量攻克最难点，疏通最堵点，也就所谓解决主要矛盾。当最大的障碍被彻底清理后，其他的小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做事前还是首先要厘清主次，分好先后，这对最终结果也许有极大的影响。 很多正在读书的学生们在应对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势，工作中总觉得答应了的事就要做到，做不到的不敢轻易应承。但好多工作，在正式与非正式间横跳，还得摸的透领导的心思，看看他是真心要你解决，还是让你例行公事，又或是就是想让你不痛不痒的尝试一下，成也罢不成也罢，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和领导处的不够久，度也是挺难把握的。 很多人都讨厌这种人情世故，包括我自己在内。当这种社会是无法避免的时候，我们所厌恶的是人情世故？还是厌恶的是自己不能享受其所带来的红利？还是厌恶的是自己没有拿捏人情世故的能力呢？ 公里藏私，私里为公。在乡镇与村的博弈中，彻底的“公私分明”反而可能打破这种相处平衡，导致各自为营的僵持状态，最后公不成，私难得。 因此无论是哪类人都要学会在做人和做事中把握尺度分寸，努力寻求彼此利益最大化、困境最优解，带着人情世故去打打杀杀才是江湖生存法则。
什么是见识？ 罗翔老师说：一个农夫来到城市不懂交通规则，他不是蠢，他只是不懂什么叫交通规则。一个城里人到乡下不知道麦子和稻子，你也不能说他蠢，他只是不太理解。 所以什么是见识，当它能为你击退偏见，丰富内涵，提升眼界，不至于被一时的是非而蒙蔽眼睛时，这就是见识。 小时候我的长辈们一直给我灌输的概念是：涉及到政府相关的，做什么事都需要找人，需要靠关系，没有关系基本上就只有做个“老实人”。也许是来自底层农民的狭隘观念以及自己的见识所限，我一直没有打破它。直到读到本书，准确的说，是读《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学》《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之后，我才对于国内政府经济学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才半只脚跨出偏见的围栏。 如果说《置身事内》仅仅是兰教授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中论述，简明刻画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基本方式；那么《分析与思考》就是躬身入局者黄市长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经济的政策，结合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从数据出发，逐步分析了我国经济的重点问题及战略部署，给我们展示主政政府工作大员的大局观。而最后这本《小镇喧嚣》则以后现代叙事风格围绕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 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过乡镇公务员，但近期刚刚入职一家国企，在阅读时感觉作者描绘的就是我们基层工作中常常遇到的事情。书中大概写了乡镇工作主要的几个事情：迎检，收税，农产品种植推广，关闭采石场，村办企业，土地冲突等。与我工作中的留痕，催缴，toB的产品推广，项目跟进，内部沟通都是一样的节奏。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但事件的核心都是为了增加收入，推广产品，协调资源，解决问题。而且以叙事的风格充分展示了事件中各个角色的表现与心理，同时带来作者学术性的思考。 下面以乡镇的主要工作来分析: 1，迎接上级检查。书中着重提到了两项检查，分别是农村税费改革考评与计划生育检查考评 “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将实践中的日常管理内容转化为经过标准化的制作的文本，变成为乡镇迎检之前必做的案头作业”； “又有村干部说，看见副镇长刘振凡向检查组的人派送信封了。他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上菜"这个词，又说如今是这个风气，没有上这道“菜”，反倒好像缺少了一步程序” ； 简单几句就描述出乡镇工作中的可说与不可说的日常。 2，收农业税。应该说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一项政策是沿袭了两千年以上的，也是基层政府工作的重心。在江西丰城事件（书友想法中提到，未核实）之前，收税都是有强制措施的，而03年税改也可能有其原因。但03税改后的农民负担与政府实际工作方式的变化却并不如之前所想的那样简单。 3，农产品种植推广。不同的模式带来不同的效果，同一个镇上不同的组种植的藠头效果却截然不同，政府为此还需要为农民负担。作为农业小镇，政府为了农民增收也是想尽办法，甚至于开着拖拉机送种子到农户手中，从另一面反应了一把手工程的重要性。 4，关停采石厂，这也许跟现在的环保工作差不多。例如说《县委大院》里面的法兰厂，但是“关停”不是两个字轻飘飘的。企业要怎么说服？工人要怎么疏导？大家以后的收入要怎么办？涉及的赔偿应该是多少？由谁来出这些钱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 5，村办企业。小镇上村办企业大部分是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抵扣税款，防止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但办企业就要考虑你有什么资源，你要作出什么让步，你能吸引什么企业。同时，村民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有什么利益，也是要说清楚的，清楚了企业才能办得起来。 6，土地纠纷。因为小镇距离市区距离非常近，而市区的开发就不可避免的会外溢到小镇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市郊结合部；那么对于这部分集体用地，农民怎么把它效益最大化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租赁还是买断？是按照法律承认还是集体协商？由乡镇到村集体再到农民，每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 这六项工作，都是需要不断和村民沟通的工作。而作者用了一个术语——非正式权力技术——把这个沟通工作非常精彩的阐述，对乡→村→民的潜规则的淋漓尽致的描述。 书中对很多制度、权力、规则进行解构，但是在农村话语体系里他们作用不大。包括契约、法律、官僚，在那里都不再神圣，没有体系，甚至都没有地位可言。 有个书友打了个比喻：这些东西到了农村就如同日本鬼子遇到游击战，那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叫你嚣张，我有麻雀战，地雷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那农村沟通工作就开展不了吗？ 不是，作者说我们要用中国乡村特有的工作方式——“擂”和“媒”。这是当地干部从方言出发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在全国却是可以通用的。我们来看看作者的解释。对于“擂”他是这样描述的： 而工作作风转换为乡镇的说法就是“擂”，“对上靠吹，对下靠擂”的“擂”，即反复无休止的督促。不过，“擂”绝非不断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复与无休止的缠磨。在这里，“缠磨”二字本身就体现出“擂”的艺术，即所谓乡镇干部的工作艺术。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媒”的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我们看看“媒”字的诞生过程：最后，大家还是觉得“媒人”的媒、“说媒”的媒字意思比较接近。乡村干部处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上传下达，上承下接，两者有关联又有矛盾，却又必须将他们彼此相互黏合与勾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特点，不是“媒人”又是什么？媒婆说媒，靠的就是上面两片嘴皮翻飞，下面两脚四处游走，所谓“两脚忙忙走，为的是活口”，把男女双方说得天花乱坠，使人心向往之。而乡村干部为了贯彻政府的意志，与农民软磨硬泡，极尽“绵谈”功夫，既要维护政府和村庄的权威与形象，又要牵着、引着、诓着农民走，这与媒妁之言不是正好呈异曲同工之妙？ 汪书记还认为，这个“媒”字还有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的意思，也就是与农民慢慢磨、慢慢泡，一直到把他们引上路为止，而这条路自然是上面和村里要他们走的路。而我则以为，这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之中是不是也少不得一些巧言巧语的作料？两人听着也笑，并未反驳。 老洪还说，即使那媒婆的“媒”字也很难将这个“慢慢地与农民媒”的“媒”字的含义道尽。可以说，媒婆的巧言，商人的经济，戏子的伶俐，掮客的算计，似乎都可以在一句“慢慢地与农民媒”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确定各自的谱系。可以说，小镇的乡村干部利用方言，以一个“媒”字来概括当下乡村干部对农民工作的特色，也实在是一种充满机智、幽默、自嘲甚至解构意味的地方性创造。 为什么这么长段引用作者的原话呢？ 一是我偷懒了，没有概括。二是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只有这样原汁原味才能品出里面的味道。作者用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通过乡镇以及村组和农民的直白话语让人了解中国象征，了解农村的基本情况，不是理想中的完美，也不是仅仅生活的疾苦。其中妙不可言的逻辑和人情世界是如何具体运行的，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与启发，去拓展更大的视野，减少偏见。
2022年第31本 为了了解我国的政治格局 有人推荐把以下三本书放在一块读： 《置身事内》 《小镇喧嚣》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这本书的背景是2003年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基层乡镇村。一个学者跑到基层待了一年半，从收税检查开始娓娓道来。可谓是真实的中国乡村写照。 在上级与下级，政府与村民，村民与村民的各种矛盾中，中国基层乡村干部的各种手段和典型的村民形象跃然纸上。不可谓不精彩。 我突然就想到了《遥远的救世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这是一种等待救主的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农民固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然而这种绝望和短视带来的是蛮不讲理和法制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工作已然偏离了正常的法制程序。越是基层，人情越重。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干部练就了一身本领。就像书中的老罗，虽然只是个村主任，但其实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锻炼后，已然是中国最底层的政治精英。 基层干部确实不容易，但老百姓更糊涂。老百姓糊涂，当官的也就要糊涂着管。所以糊涂百姓糊涂官，村里的事情是永远也扯不完，这就是中国乡村的现状。 田野调查是真正的一线，有时候会觉得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但事实是事情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处理的，你再想想如果是你会怎样处理？不得不说，基层真的有人才，那一番话说出来，不服不行，确实是高手。 这本书要推荐一下。
翻开《小镇喧嚣》这本书，思绪一下回到那个刚从学校毕业便一头扎进乡村的法学生身上。 那时候他自认理解法律条文，怀揣理想与正义，誓要学张居正为生民立命，去到实现自我价值。 那时候刚开始工作便读毛选、读党史，以实践发现真理，真理再指导实践的方式去工作，别人休息，他就下村去挨家挨户走访，询问村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后来发现村民都没什么需求。从《崖边报告》他得知乡村的裂变带来的是乡村年轻人口的流失，邻居都没几户人，十户人家开门的不到两三户，这样离散的集体之间不会有什么纠纷，而且农民就是“有吃有喝就不找你”，最终爆发出的矛盾只会与金钱相关，涉及钱多和利益的矛盾他也解决不了（试过很多次，真不是主观能动性差）。他其实挺挫败的。为生民立命算是告一段落了，后来读史发现张首辅似乎也不那么“居正”。 那时候他以为按法律程序来，那就是正义，在乡镇似乎也不那么必然。一是跟《送法下乡》里讲的特殊的客观环境有关；二就是《中县干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讲的“人情”了。有时候挺矛盾的，不知是该“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生命的意义》里说到“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渐渐放弃了理想的？我们日复一日地目睹人类无穷无尽的贪婪时，我们也就放弃了年轻时憧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梦想”。 好在有幸读了《城乡中国》《乡土中国》《最后一公里村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结构性改革》《置身事内》这些好书，对国情和政策有了些初浅的认识，让思维不在局限在云谲波诡的“人情”之中。同时在《贫困的终结》中读到了一名老教授不远万里的扶贫故事；在《县长这个官》中看到了一位掌握一定社会资源仍然坚持人生原色的县长；《在峡江的转弯处》中的当代“海瑞”让他记忆深刻；从《我在深圳当市长》和《邓小平时代》中感受得到改革第一线的深圳市长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身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干家的光芒。这些一腔热血、心怀群众的实干家，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举怎能不让晚辈们热泪盈眶。 说了这么多，用书中话讲“农村工作很精彩，农村工作真的无奈”，这里能成长起来的人肯定是八面玲珑的，这里的故事与博弈也远比小说精彩。但是小镇里的“喧嚣”，他待了几年说懂了也没懂，有热泪盈眶，也有愁眉苦脸。有时候想着或许需要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而不是整日为一些琐事困扰。 最后致敬每一个在身基层的平凡实干家！
小镇的喧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偏爱社会调查类书籍，以免脱离真实的社会。本书的成书时间在21世纪初，相比《黄河边的中国》，虽然不到十年，视野和环境已有质的飞跃；首先，是基金课题，上下配合，国家进了一大步，正视问题，进而研究解决问题，相比曹教授的靠私人关系，适可而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调查，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在小镇这个层级上，由于参与者的配合，其运作模式展现的更为彻底，故事情节背景更为完整，阅读的更为畅快淋漓，由于正处于城市化初期，矛盾纠纷不断，“摸着石头过河”名副其实，大家都诉求于本能，老祖宗的“历史兵器库”中，以求锦囊与共识，江湖味道浓厚，演义感十足，给本身作为研究的本书，增色不少。
我是真的不想逆反当喷子，但也不能骗自己呀，两个月才断断续续看完，阅读体验确实不是很好。反正这本书好评如潮，我这一票也不关键。直接开杠: 1.因为我对社科不太了解，所以这本书差点让我对社科产生了误解。把一个具体的事件翻译成了一堆抽象概念的组合叙述就叫学术？我个人觉得，这个研究怕不更适合经济学家去做，好歹人家能收集点数据，提出点理论，建立点模型曲线之类。好在最后作者说这叫“准小说化”叙述的方式切入研究的尝试，非主流社科派，让我不禁松了口气。 2.这个“准小说化”叙事尝试我认为是不客观中立，不足以称之为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作者在刻意调动读者的情绪而不是以客观呈现的方式把读者拉入自己的立场观点。比如“刁民”一词的使用，直到结尾才说明这个词是工具性应用表示价值中性的，不说这个价值中性在读者看来是或不是，农民愿不愿意接受，但至少在第一次用这个词就该说明清楚更为恰当。另外还有关于农业税这件事，作者明明知道一年后农业税取消了(即使在当时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已经有风声了)，但他非要到章节最后才提，而在中段还特意哀叹:这税收得让人看不懂希望。典型的春秋写法。 总而言之，这种“准小说”叙事性的描写会因为作者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有选择性地描述事件的单一面引诱读者，我个人很难认同其学术性。 3.没有建设性的提议，虽然作者声称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不参与。但我觉得这是不负责的，首先是作者也称本书是切入乡村政治研究的实践，那么什么叫实践？当然是发现规律认识世界之后的改造世界。这也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所在。其次作为情感上来说，基层工作者农民们在你的笔下丑态百出，那总要给个说法吧？如果是你身处同样的位置又会怎么做？所以作者所谓的旁观者在我的眼里显得也太高高在上了。 4.叙述的视角有问题，作者是区政府邀请来调研的，吃住都是政府管着跟村干部同进退。映象比较深的就是他找一个老乡单独约谈，还要避开村干部悄悄进行。可想而知平时与村民的单独接触甚少，缺乏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视角。 也正是区政府委托这层身份，造成了本书我感觉最膈应的一点，枪口基本对着基层和农民，找他们的问题反映呗。但实际上他们是挺苦逼的一群人，为一些你我他都会争取的蝇头小利采取了一些无奈之举就被冠上了“刁民”，与乡村那些手段更恶劣的伢崽，坐享大利的幕后推手比呢？可能后两者不是作者的研究对象，但这软柿子捏得确实狠了点。 5.论证方式缺乏纵深。 纵即是时间维度上太拘泥于当下，没有从发展的目光看问题，表现出分析留于问题的表面，得出如场域错位，法制缺失等笼统观点。其实我个人来看，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在发展进步的，比如基层干部的“媒”是纠正了暴力执法，朝令夕改其实是在变革过渡区摸着石头过河，而法制缺失是涉及到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变更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遗留问题。如果跳出纵度给人的感觉当然是荒诞看不到希望的。 深即是具体事件的分析，比如华侨征地补偿这件事，看得我挺急的，作者说官民都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寻求对自己有用的法律解释。那作者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给读者提供一个稍微权威的说法作为依据判断，补充论点呢？ 综上，个人感觉本书的问题还是出在作者这个叙事性描述的大框架上。让本书以一种讨巧的方式，用学术化的外衣包装了几个故事而已。其实对作者我还是抱有相当大的敬意的，毕竟出发点就是去找到乡村政治体系的种种弊病，虽然说即使到目前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但总会是为乡村治理体系设置了目标。就像科学理论转换成实践成果也是需要慢慢长路的。 By the way，读这本书中段的时候，刚好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比土改时期，当下农民就显得太温和了，而那时毛主席都据理力争批判所谓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云云。所以更觉书中这个“刁民”“悍民”用得不合时宜。
这本小镇的喧嚣一书，代表着底层乡村人们生活的现状，可以以小见大，作者用一个小镇的故事，让人们看清楚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反复思考，而现实真实的情况要比作者描写的更复杂。虽然当下乡村治理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仍旧是国家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但是，目前国家相关乡村治理和重建政策的出台，成为小镇治理的必配件，并由此推动其内容的真正落地，从而使得乡村治理中农民的生存模式，精神面貌和邻里环境方面的改善变得更加温馨、和谐。相信会越来越好！此书让我们对当今社会底层权势的运作和小镇的喧嚣变得更加清晰了一点和有了更多的关注。
本书作者吴毅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专注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 2003年初，吴毅只身来到书中所述的小镇，像一根细长的钉子般钉在乡村干部的身边，深入而不显眼地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在尽可能不影响事件自然发展的前提下，观察并描绘出乡镇政治运作最真实的模样，挖掘出其背后潜藏的逻辑与规则。 吴毅写作本书的方式与一般学术作品不同，他没有高屋建瓴地从抽象的理论构建出发，而是通过叙述事件经过，描写人物互动，使得小镇政治复杂而微妙的生态非常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看得出来，作者尽力将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他几乎是用小说的笔法来重现镇领导、村干部以及村民的对话、神态和动作，把基层权力运作中的潜规则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想许多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会读得津津有味，但老实说，我读这本书读得有些痛苦。 这应该是我个人偏好的问题。一来书里写的这些言谈间相互拉扯、互飙潜台词的场面，是我在现实中遇到一定会退避三舍的场面，没有任何价值观上的批判，单纯觉得非常折磨；二来读到后半本书时，会发现乡镇干部的行事风格和事件的发展逻辑，与之前半本书的无甚区别，那些详细的对话、会议、饭局的描写，因无新意而显得冗长。 尽管过程略显折磨，但读后还是让我这个对乡镇基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的小白长了许多见识。 真实的村镇，并非静谧的世外桃源，而是一片喧嚣的俗世凡尘。 乡、村、民等多方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惊起小镇一片喧嚣。 正如作者概括的：「乡镇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性工作。」小镇每个阶段的政府工作都是不同的中心工作，围绕某个中心——一次次迎检、一轮轮征税和一个个纠纷，每次都是一场风风火火的攻坚战。 税改考评要来了！土地征用起纠纷了！农民又不签字了！计生检查要来了！上级要我们大种藠头了！农业税征收要攻坚了！采石场业主上访了！ 一年到头都是五花八门的检查和任务，只能每每连夜动员干部，把一切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应对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本该是临时的战时工作态度，逐渐变为乡镇工作的常态。 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最大特征，便是并无一套稳定的工作范式可供依凭，而必须靠一轮又一轮的动员型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造成这种政治运作现状的，是对上负责的政府制度以及上级目标与实际情况的脱节。乡镇干部的晋升机会甚至工资都仅与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和检查成绩挂钩，而同时，这些任务和检查指标又是绝无可能用常规手段完成的。 干部为了绩效无法对上级下达的任务提出异议（例如上级要求农业转型，乡镇干部有时早已看出不会成功，却也只能听从指令白花力气去落实），甚至还主动要求承担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区里给小镇的地税征收额是168万，但小镇主动提出增加到280万元以提升政绩，最后大部分额度靠向别的镇“协调”来的税完成），但上级并不提供完成该任务所必须的经费和资源（例如区里以环境污染为由要求关闭老虎尾采石场，却不下拨对合法经营的采石场业主的补偿经费，夹在中间的乡镇只能用强制手段关闭采石场，最终导致业主集体进京上访），甚至还下发与任务相悖的政策（例如上级要求足额征收农业税，却又下达了禁止村镇强制向农民征收的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最终农业税240多万元的缺口只能用土地出让金垫付）。 以农业税的征收和土地征用补偿纠纷为例，就能很直观地看出这种治理模式导致的死循环。 农业税的征收，并不像城市职工的个人所得税那样在发工资的时候就扣除，而是需要乡镇干部挨家挨户地向村民收取，同时，政策要求干部不得以强制措施收取农业税。欠缴农业税的农民就是大爷，除非农民有求于政府，否则乡镇干部拿不交税的农民毫无办法。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税的征收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农业税征收额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但乡镇政府必须完成缴税指标，否则影响政绩。乡镇政府只得挪用其他名义的资金来填补窟窿，这些资金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乡镇政府对土地征用补偿金的扣留。这就导致农民到手的补偿金数额低到离谱，于是引发不满和反抗，拒绝在土地征用协议上签字。 例如在一个工程土地征用事件中，业主买地一亩出7.5万，向上级政府缴纳的规费为市级2万、区级4.3万，1.2万下拨到镇政府后，镇政府留9000元，只给农民3000元。站在镇政府的角度，这9000元既要用于土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要用于填补240万农业税缺口，是合情合理的扣留。但站在农民的角度，等于只拿到地款4%的钱，不起纠纷都难。这样的纠纷会让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导致更多对政府工作的不配合。 这9000元由上级下拨后，又通过填补农业税缺口的方式回到了上级，导致资金空转，而资金在别无建树的空转过程中，必然因为上下流动的关系而导致“磨损”，还会在每个环节都带来腐败的隐忧。 更要命的是，完成任务与可用资源之间的鸿沟，使得基层工作必须依靠“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来完成。 作者用当地方言中的“擂”和“媒”来概括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即「政府的任务靠“擂”，农民的事情靠“媒”」。 所谓“擂”，就是反复无休止的督促和缠磨，施展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各种“软武器”。 “擂”的奥义就在于不厌其烦。只要有时间，天天都下村，像赶犟牛一般一寸寸地把农民往任务需要的方向赶，其间还需把硬的规章制度化作软的人情世故，让农民出于乡亲面子而配合工作。 所谓“媒”，就是用尽一切手段的说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不行便讨好、央求、哄、诓、磨、施、压。 “媒”的奥义便在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面对不同人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为了换得一份土地出让的签字，是党员的就许以仕途的好处，有经济困难的就承诺在政策上行方便，对亲戚好友就请客吃饭央求帮忙，对动摇者用稍高的补偿金利诱，对钉子户就诓骗他其他人都签了字你不签就是冤大头…… 孜孜不倦的“擂”与化公为私的“媒”相互配合，成为了乡镇政府行事的不二法门。 面对乡镇干部的“擂”与“媒”，农民也有其对策，即“示弱”和“行蛮”。 “示弱”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以弱者姿态博取上位者的同情，而在小镇上更醒目的是另一种示弱手段，即“以弱逼强”。行使“以弱逼强”手段的村民，非常清楚自己不会因为相应的行动而付出代价，于是主动利用政府在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错位，将示弱作为逃避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手段，例如拒缴农业税、在土地征用前强行加盖房屋以获更高赔偿等。 “以弱逼强”更进一步便是“行蛮”，以暗中使坏阻挠工程、联合抗议等方式引发纠纷，逼迫政府让步。 在法治无法贯彻的情况下，“以弱逼强”和“行蛮”是利益冲突时农民与政府博弈的唯一筹码，也往往的确可以为农民挣得一些小利，让他们至少在心理上获得一些平衡。 例如，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实际耕作的土地面积往往远大于登记面积，因此在土地征用补偿时农民就提出重新丈量土地，政府则提出假如要重新丈量那么多年来因此少缴的农业税都应补上。在这样双方都不愿诉诸法律的情况下，村民使用“以弱逼强”甚至“行蛮”的手段往往可以迫使政府再增加一点的补偿金。 由此可见，“以弱逼强”和“行蛮”成为村民的惯用伎俩，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利益驱使下的必然。 法制与现实的脱钩，造就了一群「可怜又可嫌的农民」。 上对下的“擂”与“媒”，下对上的“示弱”和“行蛮”，形成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官民双方都在玩着“踩线”甚至“越线”的游戏。 正是在这些“踩线越线”的互动之中，小镇上下形成了一种超越法律理性的“村情民意”，即一种上下都默认的基层权力运作的潜规则。 阅读过程中，还有一件趣事。 作者依据研究伦理将真实的人名地名作了匿名化处理，不过，当我在微信读书上阅读本书时，开篇就看到了书友的地名考据：「根据作者是华科教授并在书中描述可兼做教学和调研推测出H市是武汉市，再根据P38的地理位置描述推测大江区是江夏区，根据“小镇豆（有五里界豆）”确定小镇是五里界，再看地图就能楚湖是梁子湖，谭湖是汤逊湖，洲头村是中洲村，君山开发区是庙山开发区，龙岛科技园是藏龙岛科技园。」 于是，我阅读本书的全程都与高德地图里当下五里界的布局和规划进行着比对。 新世纪的二十年，足以让一个小镇经历沧海桑田。读着二十年前的故事，看着二十年后的地图，一切似曾相识，一切似是而非，别有一番风味。 事实上早在2007年五里界就已撤镇设街道，如今的五里界街道在地图上看起来颇为繁华，一部分被规划为文旅休闲产业区，一部分则接受200亿投资开发为新城。目前，武汉四环线穿行而过，公交直达光谷，地铁9号线即将建设，高校成群结队，产业园遍地开花，奥莱购物城入驻已久，住宅售价普遍过万。 只可惜在某宝搜索“五里界豆”，已经查无此物，看来这几年围绕豆子的小镇产业究竟是没有做大做强，又或许如今处处建起高楼的五里界街道，压根已经不需要靠苦哈哈的黄豆买卖来增收了，紧俏的工商用地的缝隙里，也不再有余田来搞农业生产。 很明显，当年那个「由农业向非农业急剧转型」的小镇，已经彻底城镇化，融入了大武汉城市的怀抱。 只是不知道，在业已城镇化转型的街道基层，曾经小镇式的权力运作潜规则，如今还剩几许？ 街道工作是否依旧要靠“擂”与“媒”，靠“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街道里的居民，又是否仍在某些时刻必须使用“示弱”和“行蛮”这俩工具，才能为自己挣得一份利益？ 城镇化，足以改变一片土地上根深蒂固的行事逻辑吗？ 当小镇更名街道，这片土地是否依旧喧嚣？
我曾经在社区工作过，深知基层工作的难度，其中最难、最夸张的就是迎检。你必须按照检查者下发的规则行事，细致到每一项多少分。工作干得怎么样不重要，材料才是硬通货。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个有关乡域政治实态的故事，故事由若干组相对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事件交织而成，这些事件虽然复杂，各有脉络，却又有如一棵大树的巨大树冠，内部始终存在着可以清晰辨理、回向根系的枝蔓结构，而生成这一结构的，则仍旧是在当下有关乡村治理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 《小镇喧嚣》以小见大，剖析了现有体制的运转机制，彰显出这样一种治理上的困境：因为缺乏某种文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自我证成，小镇乡域政治的过程已经被一种愈益显形化的利益博弈的喧嚣所支配。当下乡村治理的改善，已经不太可能只是一种单向度的行政架构重置，也不应该试图在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或为民做主与让农民自己表达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政治行动主体各方从目前像小镇这样的类“丛林状态”走到一种新的有序竞争的合作博弈中来。让基层政权在确保对社会有效渗透的同时，完成自身作为基层社区公共权威主体的塑造；让农民从消极无为的顺民或激进抗争的“悍民”，转换为按照现代权利规则行为处世的公民。而这一系列变化所依赖的，首先便是各种权力格局的重构，其中既包括对基层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制度约束，也包括对其基础性权力的改善与增强；既包括对民权、民利的尊重和保护，也包括对底层群体的政治重塑，当然也还包括对进入乡域政治过程的各方之权力运作和竞逐方式的文化正当性证成方式的重建。 这是一个超越对小镇故事的学理性分析与阐释的宏观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紧迫主题。但是，有多少人会关注、关心这些问题呢？
小镇喧嚣 十天读完。和以往读过的人文书目都不一样，这本属于政治范畴，也有人说是了解中国政治格局的必读书目之一。第一次读此类型的书，诚惶诚恐。读完看了众多书友书评，都非常精彩。可能珠玉在前，我写不出书评。 从叙述上，这本书既有阳春白雪式的学术严谨理论高度，也有下里巴人式的通俗易懂故事叙述。作者理性感性并存，客观的叙述中带着幽默与温度，温度思考中又不乏冷静。字里行间尽显学者的气度风范。 从内容上，作者叙述的主题是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中，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交织碰撞的众声嘈杂。比如迎检送检、征地开发、招商引资及官民纠纷，从中看透基层乡镇左手“擂”右手“媒”的治理手段。基层治理靠乡情人情展开，法律甚至起背道而驰的作用，农民的可怜与可嫌，政府的强势与弱势治理以及在当下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政府到底如何转型，都是未知的命题，也是我以后需要多看多读的领域。 因为是我不熟悉的领域，所以书评到此为止。在读其他书评的时候，加书架好多关于政府治理转型类书籍。等先看过一部分再回头看，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有阅读量才有视野，有视野才有想法。 2024/02/08周四
小镇喧嚣，是我7月读完的第一本书。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读喧嚣，体会更加深刻。39.8万字，用时15时43分，笔记326条。我常觉遇到喜欢的书和人不易，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用心记录，方显珍惜。 今日清晨读毕，十分不舍，回想起读书的过程，心情随着基层迎检、开发纷争、征收税费、产业调整、维权争利、征地“种房”等事件跌宕起伏，悲喜交加，不能自已。仿佛我是那位农民，面对农业税时左右为难，囊中羞涩。仿佛我又是那位村干部，面对收不上来的农业税，迎不完的各类检查，产业结构调整时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彷佛我又是作者，看到小镇的人情冷暖，利益角逐较量的精彩纷呈而大开眼界。 《小镇喧嚣》这本书的主体是乡镇政治。但每一位身处社会洪流中的人都能有所收获，即人性和社会的逻辑大体是一致的。它客观又冷静，真实又具体，直白又深刻。 读书时，我们所面临的前提、假设都是确定性的，一件事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件事最起码能找到一个最优的答案。而步入社会，所面临的都是复杂的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这在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农民既可怜又可嫌，以弱者的武器无视规则，以法不责众的行为逼迫政府承认事实。小镇政府既高义又弃义，种植藠头的事必躬亲，诱民致富，叶桦事件的土地纠纷，出尔反尔。谁都是矛盾体，谁都有两面性，谁都是复杂问题的产生者与解决者。 而矛盾能够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必然因自下而上的利益诱导和成就激励机制而达成目标。 距2003年已过去19年，经过时间的沉淀更显出本书的价值与生命。作者说，它已数易其稿、几经删增，虽然仍觉力有未逮，但作为研究者的我已是倾尽全力了。 在此衷心的感谢作者，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更多这样的学者，写出这样极具启示的书，指引我们前行，照亮来路。
作者真是神人，对村镇的围绕利益斗争的运作模式，各方的角色定位剖析的淋淋尽致，法、理、情、利等因素相互交织，情节丰富、深入浅出、精彩纷呈，可以说是乡镇工作者必备的工作手册。在现行的体制下，可以说在乡镇没法真正的解决问题，采用高风险的处理手段，只能控制、拖延问题暂时不爆发而已，法治与信用意识淡薄，等到形势转变，原有的一切都可以推翻，循环往复，浪费无尽的社会资源。
推荐本书，尤其乡镇基层干部应当看看。 作为长三角一名驻村干部，阅读时常常感觉作者描绘的就是我所在的乡域情境，时隔十九年，跨越千里，如出一辙！中心工作乡镇领导反复擂，村干部埋头做作业玩“数字游戏”，迎检时群演穿帮，面对信访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曾把这些现象总结为“基层迷惑行为”，觉得很荒诞。本科和硕士期间，我研究的主题都是基层治理，关键词集中在多元共治，法治思维，基层智慧，数字化管理。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出来的“规范的故事”让我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沉浸在自信乐观中。直到来驻村，基层工作给我生动的上了一堂课（啪啪打脸）。以往的行政伦理，公共政策理论，组织学，失效了。信念崩塌。迷茫中开始读乡镇研究书籍，这本书通过几个典型故事叙述基层政权（乡镇）、村级组织（村委会）与农民互动，在每章节和书末用学术理论展开深刻分析，提供理解乡域政治的视角，对认知乡镇工作有所帮助。 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理由推荐： 一、故事化叙事，有趣 小镇看似喧嚣，但通过故事化叙事分解清晰。作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观察到多种力量交织碰撞，通过“准小说化”的表述形式，顺着时间线穿插叙述了几组故事，让读者置身其间去体验、理解、判断。主要事件是：计生迎检、洲头土地开发与叶桦村民博弈、农业税工商税国地税征收、大陈村和前王村藠头种植和老虎尾采石场业主上访等，事件不多，但都是非常典型的场域，反映出小镇在城镇化开发、税费时代改革、农业结构调整、突发性官民纠纷处置等日常政治内容及特征。 作者叙事风格和引用乡镇干部的语言也很有意思。“擂”“媒”“青皮手”“讨饭战术”“做作业”“退出演员队伍”，这些词语形象又讽刺。作者的春秋笔法也是很娴熟，“小镇税收实现跨越式的增长”，还有无数访谈中的“……”，调侃无奈跃然纸上。老罗更像个宝，仿佛来搞笑的，但说的又是大实话。再加上事件本身曲折婉转，读起来真是比小说还精彩。 二、学术性思考，深刻 作者的分析主体以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农民为主，制度背景为：市场化环境下政治—行政关系转化为准经济关系，改革开放后官民关系转为“民强—官弱”。由此形成三者双重身份“作为政者与商者身份交相重叠的政府，作为“赢利型”与“保护型”经纪并置的村级组织，无权却又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 政府：日常行政过程中与被治理者强弱关系的“倒置”。基层政府权威势能减弱，在征农业税中皮副镇长“讨饭战术”，农业结构调整中“哄着、诓着和捧着”农民种植藠头。基层干部也需要依靠各种面子与人情资源来推动行政运作。但同时，政府作为“权力的经营者”，又可以运用强势的政治与行政权力对利益经营与算计的垄断。在各种经济性开发的利益分配中由政府掌握主动，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庄得小头的利益分配格局。在铺设管道临时占地亩均分配中可见一斑，业主出资总共每亩7.5万，区政府分成2万，镇政府0.9万，村民0.3万。 村委会：“青皮手”的角色认定。村干部绝非只作为经纪角色（结构与文化的连接者），而是具有明确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的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其作用以及与乡镇政权的关系，可以用“跟从、借重、应对、平衡”八个字来概括。“跟从”，即在哪座山唱哪首歌，当上干部就得为政府办事，替政府说话。“借重”，即借重于村干部这个位置、与权力体系的亲和关系、派生的荣誉、面子等符号化资源及人际关系网络，、经济机会等社会资本，村干部得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农民所无法实现的个人经济与社会理想。以及对自己身居政府和农民之间，感情与理性难于协调而产生的应对与平衡。老罗是非常典型的村干部。 农民（广义指民：包括叶桦、石厂老板）：转型时期政治控制的放松与官民互动中利益紧张关系背景下“示弱”和“行蛮”策略，“刁民”与“悍民”冲击治理秩序。他们看似无理却有着行为“理性”：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底层社会的环境教给他们的，更是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政策所形塑出来的。合情、合理乃至于合规、合法的途径并不多，即使有，其组织和经济成本也未必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整个社会体制与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才导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也同样不会想到以一种更为合作与合法的方式来参与对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权利的表达。从官民博弈力量悬殊和资源差异角度来分析，扯横皮、上访值得深思。体制、权力、文化和道德共同“合谋”下，农民缺少合法的自卫能力和合法的自卫话语空间，仅有稳定这一资源可利用。三起官民博弈形成鲜明对比，叶桦、石厂业主、开发中的农民力量势能渐弱，叶桦可以经济问题政治化获得高额赔偿，石厂业主通过制度化渠道上访引起重视大多数人没有损失，农民们只能通过扯横皮来让相关方从牙缝里挤出一丁点本属于他们的利益。 如何审视如何破解利益博弈喧嚣的小镇困境呢？博弈需要各方认可、合理合法的规则，而这权力技术策略的合理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正当性论证，还涉及对各种权力特性之发生与嬗变及其复杂关系的认识。 三、博弈谋略，实用 故事化叙事方法呈现出许多乡域政治精英，高手在民间，他们的谋略智慧值得乡镇工作者学习。其中林书记、叶桦、老罗可以说是代表，在具体场域中的博弈可以说是异常精彩。 林书记接待反悔村民的艺术（第八章第二节）：强者对弱者铺设思维管道。面对村民代表，一针见血指出矛盾症结，明确立场，镇里站得住脚，上级政府认可，小镇对村民已让利；镇住代表后情感感化表现哽咽，表明发展都是为了百姓，小镇也有难处，修路花钱，需要成本，镇里所拿部分合理；提出处理方案，农民和小队分成，小队让利给村民；做出承诺，会善后处理，后续补钱，水泵站各村公平；在农民变软后态度转硬，提升到思想站位、顾大局、谋发展等高度；暗示暴力资源，让村民认清形势，开发必然，上级支持，小镇不愿用暴力；回到实际利益，态度强硬和代表们表示不开发更没钱；最后提出要求，村民不要闹。 叶先生的博弈（第八章第一节）：构建场域，经济问题政治化。硬武器选择，政治优于法律政策。彼时法律文化缺失，法律成为利益扩张的工具。选择政治硬武器，商业问题上升到在华投资利益和统一战线这两大敏感问题。选择让代理人谈判，进退可守。最终策略：“上访”和投诉多部门，逼迫舍弃道义与法理正义的自我建构，走向商业利益的谈判。 关于老罗关于其他干部的智慧，来不及写了。就到这里吧… 23/24，327，2022.10.7
花生书语之吴毅先生《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2024.02.20，NO.11） 早就关注到这本书，其在微读top200榜单在187位，推荐值95%的神书，豆瓣评分也在9.3分。但一直没读，是因为39.3万字，太厚了。而这次，终于开啃，有些部分还是略读了，因为有些情节的描写太过琐碎，而作为一个在山村和基层各工作体验过的《置身事内》的体制内人来说，有些亲历的事，可能更加深刻。 《小镇喧嚣》一书，用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入骨髓的洞察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武汉某个乡镇基层政权的运行生态。在这个看似平凡而普通的小镇里，各种力量交织，各种欲望涌动，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都牵扯得无法自拔。在书中，作者详细探讨了小镇上层政治精英如何以家族、宗派、地缘关系等因素来构建并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让人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同时，作者也揭示了乡村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如政治风险和政治腐败等。 在阅读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了书中提到的几个典型案例。比如基层迎检和开发纷争等事件。这些案例不仅展示了政治的策略和手腕，也揭示了乡村政治中的种种弊端和困境。 书中虽然写的是20年前的事，但很多细节和当下的体制内工作并没有多少不同，有一些场景能让人忍俊不禁或是会心莞尔一笑，或者感同身受。我相信每一个在体制内基层单位呆过的人对书中很多片段都不会陌生。 总之，《小镇喧嚣》不仅是一部揭示乡镇基层政权运作机制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深入探索人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文学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功名利禄背后的真实人性，也让我们对生活和人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思考。读完，只觉得2018年驻村扶贫时应该早点读的，有相见恨晚之感。 最后，照例用书中这段结尾:本书考察了小镇在2003至2004年这一时间片段中的政治实态，并以非学术化的语言“喧嚣”（也可理解为“嘈杂”）相比喻，以说明其在多种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之中所形成的复杂“剧场”效应。 推荐指数:五颗星⭐（五星制）
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经典系列加印次数最多的作品。作者力求以一个客观记录者的视角对人物和对话进行如实的，毫无偏见的记录。
历经了17个小时，终于赶在今年结束之前看完了。本来计划是12月份之前看完，到年底了有点忙，拖了小半个月才陆陆续续读完了。到今天为止，三部曲的最后一本总算是读完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被奉为了解我国政治格局的三部曲分别是：《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以及《小镇喧器：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现在只有《置身事内》没有写读书心得，阅读时间间隔太长了，可能有必要找个时间重温一下，日后有时间再补上吧！（ps：其实大部分书友书评已经写的非常好了，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在各位书友的基础上做一点微小的补充） 这本书是作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扎根乡镇，通过观察调研乡镇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以及乡镇政府是如何推进工作有序进行的而形成的田野调查的报告。 作者所想要讨论的是基于“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如何博弈共生。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在乡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示一种流动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的政治关系，以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 我比较喜欢这种这种局部性的田野经验为基础的“深描”较之于统计性的量化分析，这种方式对于理解我国社会与政治特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有关这种田野调查报告的书很多，如《黄河边的中国》、《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等，在本书的末尾，作者也推荐了三本叙事性作品的学术专著，分别是《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强烈建议感兴趣的书友可以阅读一下我们时教授在地方政府管理的课程上推荐的书目《黄河边的中国》。该书的形式也是调研者以田野调查报告的形式向读者展示基层干部在面对群众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游刃有余的应对。书中对于调查者该以怎样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接近事实的调查结果有很多作者的看法和见解。 权力存在的地方总难免伴随着曲意逢迎，言不由衷，但是如果不借用权力，则会被拒之门外，失去基本入场资格。 调查研究既要求深入参与也要求客观真实，但是现实是二者很难兼得。做学者，要分析的清楚；做朋友，要守得住秘密。 没有关系，很难公事公办；有了关系，有失公事公办。有关系就不客观，没关系就看不到。就像过去如果你不看报纸，你将一无所知；如果你看报纸，你将被误导一般。 这就是乡镇，身为基层政府的干部，你就得去适应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干部们谈农业，往往就是在谈论维持和稳定，是在谈论如何减少因耕地抛荒所造成的税赋悬空，却不是在谈论发展和富民。这让我想到了孟德拉斯所著的《农民的终结》这部书的书名和它的某些内容，但两者的内涵相去甚远。 孟德拉斯所揭示的是随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而来的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所替代的过程，而小镇所呈现出的却是在尚看不到农业产业化前景下的传统小农经济的自弃。这种自弃固然也是缘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拉力，尤其是基于特殊的地理区位。这一拉力对小镇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效用表现的尤为明显，但它显然更是中部欠发达地区近城区农民对农业产业化前景不抱希望的一种反映。因此，它的社会效用只是破坏性和浪费性的。因为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被弃置的无数小块耕地尚不能够自动转化为可供规模化经营的大地块，而中部地区的欠发达也阻滞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近期可能对它们的利用，使其无法出现我们在发达地区城市近郊或若干地区的“城中村”所看到的土地在农转非过程中急剧升值的情景。（近期的研究可参见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这也许就是目前内陆地区城郊农村所要遭遇的一个困境，即既因为发展又因为不发展而不能不遭遇的土地资源的浪费现象。 基层干部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围绕上级的要求展开，自己能发挥的实在有限，几乎都是被各种随时而来的任务推着走。 乡镇本身的运行惯性不能出现在上级政府检查的内容中，而需要人们捏造出符合要求的完美运行秩序来满足政治需要。 真实的缺憾不被认可，虚假的完美却被呈现。 有了这些细而又细的考虑、策划和要求，庞杂而繁重的迎检工作就转化成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件制作的技术与程序。这一系列文件制作的技术和程序虽然十分复杂甚至于累赘，却可以通过不计成本的辛勤工作去达到。 所以韦伯提出的官僚科层制和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可以完美的解释行为背后的原因，他认为作为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可以这么去理解： 官僚科层制：官僚科层制是一种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明确的等级结构、分工和规范化的程序。它包括以下要素： 1、等级结构：组织内部按照等级划分，每个成员有明确的职责和地位。上级有权力指导和控制下级，形成垂直的指挥关系。 2、分工：任务被分配给不同的人员或部门，以实现高效的工作。每个人员负责自己的特定任务，形成了明确的职责和责任。 3、规范化：官僚组织依赖于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程序，以确保工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些规范可以是书面文件、规章制度或标准操作程序。 官僚科层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和组织中。它可以提供一定的效率和组织纪律，但也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缓慢、创新能力下降和僵化等问题。 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组织形式，通常在革命或紧急情况下出现。它具有以下特点： 1、高度动员：革命动员型机制要求迅速而大规模地动员人力和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或革命的需要。它可以迅速组织、调动和激励人员，以快速采取行动。 2、非常规结构：革命动员型机制通常不遵循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规章制度。它可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快速决策和行动的需求。 3、目标导向：革命动员型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目标，如推翻政府、改革制度等。它以实现这些目标为中心，并以迅速行动为手段。 革命动员型机制常见于革命运动、抗议活动和紧急状态下的军事行动。它强调迅速行动和目标导向，但也可能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组织混乱和缺乏制度化的问题。 总的来说，韦伯的官僚科层制和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官僚科层制注重等级结构、分工和规范化，适用于大多数现代组织。而革命动员型运作机制则强调动员、目标导向和非常规结构，通常出现在紧急情况下的动员行动中。 所以政府在做困难工作时，首先应该集中主要力量攻克最难点，疏通最堵点，也就所谓解决主要矛盾。当最大的障碍被彻底清理后，其他的小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做事前还是首先要厘清主次，分好先后，这对最终结果也许有极大的影响。 很多正在读书的学生们在应对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势，工作中总觉得答应了的事就要做到，做不到的不敢轻易应承。但好多工作，在正式与非正式间横跳，还得摸的透领导的心思，看看他是真心要你解决，还是让你例行公事，又或是就是想让你不痛不痒的尝试一下，成也罢不成也罢，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和领导处的不够久，度也是挺难把握的。 很多人都讨厌这种人情世故，包括我自己在内。当这种社会是无法避免的时候，我们所厌恶的是人情世故？还是厌恶的是自己不能享受其所带来的红利？还是厌恶的是自己没有拿捏人情世故的能力呢？ 公里藏私，私里为公。在乡镇与村的博弈中，彻底的“公私分明”反而可能打破这种相处平衡，导致各自为营的僵持状态，最后公不成，私难得。 因此无论是哪类人都要学会在做人和做事中把握尺度分寸，努力寻求彼此利益最大化、困境最优解，带着人情世故去打打杀杀才是江湖生存法则。
什么是见识？ 罗翔老师说：一个农夫来到城市不懂交通规则，他不是蠢，他只是不懂什么叫交通规则。一个城里人到乡下不知道麦子和稻子，你也不能说他蠢，他只是不太理解。 所以什么是见识，当它能为你击退偏见，丰富内涵，提升眼界，不至于被一时的是非而蒙蔽眼睛时，这就是见识。 小时候我的长辈们一直给我灌输的概念是：涉及到政府相关的，做什么事都需要找人，需要靠关系，没有关系基本上就只有做个“老实人”。也许是来自底层农民的狭隘观念以及自己的见识所限，我一直没有打破它。直到读到本书，准确的说，是读《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学》《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之后，我才对于国内政府经济学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才半只脚跨出偏见的围栏。 如果说《置身事内》仅仅是兰教授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集中论述，简明刻画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基本方式；那么《分析与思考》就是躬身入局者黄市长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经济的政策，结合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从数据出发，逐步分析了我国经济的重点问题及战略部署，给我们展示主政政府工作大员的大局观。而最后这本《小镇喧嚣》则以后现代叙事风格围绕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乡村权力场域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 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过乡镇公务员，但近期刚刚入职一家国企，在阅读时感觉作者描绘的就是我们基层工作中常常遇到的事情。书中大概写了乡镇工作主要的几个事情：迎检，收税，农产品种植推广，关闭采石场，村办企业，土地冲突等。与我工作中的留痕，催缴，toB的产品推广，项目跟进，内部沟通都是一样的节奏。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但事件的核心都是为了增加收入，推广产品，协调资源，解决问题。而且以叙事的风格充分展示了事件中各个角色的表现与心理，同时带来作者学术性的思考。 下面以乡镇的主要工作来分析: 1，迎接上级检查。书中着重提到了两项检查，分别是农村税费改革考评与计划生育检查考评 “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的数字，我给你多大的数字”； “将实践中的日常管理内容转化为经过标准化的制作的文本，变成为乡镇迎检之前必做的案头作业”； “又有村干部说，看见副镇长刘振凡向检查组的人派送信封了。他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上菜"这个词，又说如今是这个风气，没有上这道“菜”，反倒好像缺少了一步程序” ； 简单几句就描述出乡镇工作中的可说与不可说的日常。 2，收农业税。应该说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前，这一项政策是沿袭了两千年以上的，也是基层政府工作的重心。在江西丰城事件（书友想法中提到，未核实）之前，收税都是有强制措施的，而03年税改也可能有其原因。但03税改后的农民负担与政府实际工作方式的变化却并不如之前所想的那样简单。 3，农产品种植推广。不同的模式带来不同的效果，同一个镇上不同的组种植的藠头效果却截然不同，政府为此还需要为农民负担。作为农业小镇，政府为了农民增收也是想尽办法，甚至于开着拖拉机送种子到农户手中，从另一面反应了一把手工程的重要性。 4，关停采石厂，这也许跟现在的环保工作差不多。例如说《县委大院》里面的法兰厂，但是“关停”不是两个字轻飘飘的。企业要怎么说服？工人要怎么疏导？大家以后的收入要怎么办？涉及的赔偿应该是多少？由谁来出这些钱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 5，村办企业。小镇上村办企业大部分是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抵扣税款，防止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但办企业就要考虑你有什么资源，你要作出什么让步，你能吸引什么企业。同时，村民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有什么利益，也是要说清楚的，清楚了企业才能办得起来。 6，土地纠纷。因为小镇距离市区距离非常近，而市区的开发就不可避免的会外溢到小镇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市郊结合部；那么对于这部分集体用地，农民怎么把它效益最大化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租赁还是买断？是按照法律承认还是集体协商？由乡镇到村集体再到农民，每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 这六项工作，都是需要不断和村民沟通的工作。而作者用了一个术语——非正式权力技术——把这个沟通工作非常精彩的阐述，对乡→村→民的潜规则的淋漓尽致的描述。 书中对很多制度、权力、规则进行解构，但是在农村话语体系里他们作用不大。包括契约、法律、官僚，在那里都不再神圣，没有体系，甚至都没有地位可言。 有个书友打了个比喻：这些东西到了农村就如同日本鬼子遇到游击战，那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叫你嚣张，我有麻雀战，地雷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那农村沟通工作就开展不了吗？ 不是，作者说我们要用中国乡村特有的工作方式——“擂”和“媒”。这是当地干部从方言出发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在全国却是可以通用的。我们来看看作者的解释。对于“擂”他是这样描述的： 而工作作风转换为乡镇的说法就是“擂”，“对上靠吹，对下靠擂”的“擂”，即反复无休止的督促。不过，“擂”绝非不断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复与无休止的缠磨。在这里，“缠磨”二字本身就体现出“擂”的艺术，即所谓乡镇干部的工作艺术。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媒”的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我们看看“媒”字的诞生过程：最后，大家还是觉得“媒人”的媒、“说媒”的媒字意思比较接近。乡村干部处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上传下达，上承下接，两者有关联又有矛盾，却又必须将他们彼此相互黏合与勾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特点，不是“媒人”又是什么？媒婆说媒，靠的就是上面两片嘴皮翻飞，下面两脚四处游走，所谓“两脚忙忙走，为的是活口”，把男女双方说得天花乱坠，使人心向往之。而乡村干部为了贯彻政府的意志，与农民软磨硬泡，极尽“绵谈”功夫，既要维护政府和村庄的权威与形象，又要牵着、引着、诓着农民走，这与媒妁之言不是正好呈异曲同工之妙？ 汪书记还认为，这个“媒”字还有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的意思，也就是与农民慢慢磨、慢慢泡，一直到把他们引上路为止，而这条路自然是上面和村里要他们走的路。而我则以为，这和颜悦色与和风细雨之中是不是也少不得一些巧言巧语的作料？两人听着也笑，并未反驳。 老洪还说，即使那媒婆的“媒”字也很难将这个“慢慢地与农民媒”的“媒”字的含义道尽。可以说，媒婆的巧言，商人的经济，戏子的伶俐，掮客的算计，似乎都可以在一句“慢慢地与农民媒”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确定各自的谱系。可以说，小镇的乡村干部利用方言，以一个“媒”字来概括当下乡村干部对农民工作的特色，也实在是一种充满机智、幽默、自嘲甚至解构意味的地方性创造。 为什么这么长段引用作者的原话呢？ 一是我偷懒了，没有概括。二是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只有这样原汁原味才能品出里面的味道。作者用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通过乡镇以及村组和农民的直白话语让人了解中国象征，了解农村的基本情况，不是理想中的完美，也不是仅仅生活的疾苦。其中妙不可言的逻辑和人情世界是如何具体运行的，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与启发，去拓展更大的视野，减少偏见。
2022年第31本 为了了解我国的政治格局 有人推荐把以下三本书放在一块读： 《置身事内》 《小镇喧嚣》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这本书的背景是2003年农业税取消之前的基层乡镇村。一个学者跑到基层待了一年半，从收税检查开始娓娓道来。可谓是真实的中国乡村写照。 在上级与下级，政府与村民，村民与村民的各种矛盾中，中国基层乡村干部的各种手段和典型的村民形象跃然纸上。不可谓不精彩。 我突然就想到了《遥远的救世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这是一种等待救主的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农民固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然而这种绝望和短视带来的是蛮不讲理和法制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工作已然偏离了正常的法制程序。越是基层，人情越重。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干部练就了一身本领。就像书中的老罗，虽然只是个村主任，但其实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锻炼后，已然是中国最底层的政治精英。 基层干部确实不容易，但老百姓更糊涂。老百姓糊涂，当官的也就要糊涂着管。所以糊涂百姓糊涂官，村里的事情是永远也扯不完，这就是中国乡村的现状。 田野调查是真正的一线，有时候会觉得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但事实是事情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处理的，你再想想如果是你会怎样处理？不得不说，基层真的有人才，那一番话说出来，不服不行，确实是高手。 这本书要推荐一下。
翻开《小镇喧嚣》这本书，思绪一下回到那个刚从学校毕业便一头扎进乡村的法学生身上。 那时候他自认理解法律条文，怀揣理想与正义，誓要学张居正为生民立命，去到实现自我价值。 那时候刚开始工作便读毛选、读党史，以实践发现真理，真理再指导实践的方式去工作，别人休息，他就下村去挨家挨户走访，询问村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后来发现村民都没什么需求。从《崖边报告》他得知乡村的裂变带来的是乡村年轻人口的流失，邻居都没几户人，十户人家开门的不到两三户，这样离散的集体之间不会有什么纠纷，而且农民就是“有吃有喝就不找你”，最终爆发出的矛盾只会与金钱相关，涉及钱多和利益的矛盾他也解决不了（试过很多次，真不是主观能动性差）。他其实挺挫败的。为生民立命算是告一段落了，后来读史发现张首辅似乎也不那么“居正”。 那时候他以为按法律程序来，那就是正义，在乡镇似乎也不那么必然。一是跟《送法下乡》里讲的特殊的客观环境有关；二就是《中县干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讲的“人情”了。有时候挺矛盾的，不知是该“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生命的意义》里说到“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渐渐放弃了理想的？我们日复一日地目睹人类无穷无尽的贪婪时，我们也就放弃了年轻时憧憬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梦想”。 好在有幸读了《城乡中国》《乡土中国》《最后一公里村庄》《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结构性改革》《置身事内》这些好书，对国情和政策有了些初浅的认识，让思维不在局限在云谲波诡的“人情”之中。同时在《贫困的终结》中读到了一名老教授不远万里的扶贫故事；在《县长这个官》中看到了一位掌握一定社会资源仍然坚持人生原色的县长；《在峡江的转弯处》中的当代“海瑞”让他记忆深刻；从《我在深圳当市长》和《邓小平时代》中感受得到改革第一线的深圳市长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身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干家的光芒。这些一腔热血、心怀群众的实干家，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举怎能不让晚辈们热泪盈眶。 说了这么多，用书中话讲“农村工作很精彩，农村工作真的无奈”，这里能成长起来的人肯定是八面玲珑的，这里的故事与博弈也远比小说精彩。但是小镇里的“喧嚣”，他待了几年说懂了也没懂，有热泪盈眶，也有愁眉苦脸。有时候想着或许需要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而不是整日为一些琐事困扰。 最后致敬每一个在身基层的平凡实干家！
小镇的喧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偏爱社会调查类书籍，以免脱离真实的社会。本书的成书时间在21世纪初，相比《黄河边的中国》，虽然不到十年，视野和环境已有质的飞跃；首先，是基金课题，上下配合，国家进了一大步，正视问题，进而研究解决问题，相比曹教授的靠私人关系，适可而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调查，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在小镇这个层级上，由于参与者的配合，其运作模式展现的更为彻底，故事情节背景更为完整，阅读的更为畅快淋漓，由于正处于城市化初期，矛盾纠纷不断，“摸着石头过河”名副其实，大家都诉求于本能，老祖宗的“历史兵器库”中，以求锦囊与共识，江湖味道浓厚，演义感十足，给本身作为研究的本书，增色不少。
我是真的不想逆反当喷子，但也不能骗自己呀，两个月才断断续续看完，阅读体验确实不是很好。反正这本书好评如潮，我这一票也不关键。直接开杠: 1.因为我对社科不太了解，所以这本书差点让我对社科产生了误解。把一个具体的事件翻译成了一堆抽象概念的组合叙述就叫学术？我个人觉得，这个研究怕不更适合经济学家去做，好歹人家能收集点数据，提出点理论，建立点模型曲线之类。好在最后作者说这叫“准小说化”叙述的方式切入研究的尝试，非主流社科派，让我不禁松了口气。 2.这个“准小说化”叙事尝试我认为是不客观中立，不足以称之为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作者在刻意调动读者的情绪而不是以客观呈现的方式把读者拉入自己的立场观点。比如“刁民”一词的使用，直到结尾才说明这个词是工具性应用表示价值中性的，不说这个价值中性在读者看来是或不是，农民愿不愿意接受，但至少在第一次用这个词就该说明清楚更为恰当。另外还有关于农业税这件事，作者明明知道一年后农业税取消了(即使在当时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已经有风声了)，但他非要到章节最后才提，而在中段还特意哀叹:这税收得让人看不懂希望。典型的春秋写法。 总而言之，这种“准小说”叙事性的描写会因为作者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有选择性地描述事件的单一面引诱读者，我个人很难认同其学术性。 3.没有建设性的提议，虽然作者声称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不参与。但我觉得这是不负责的，首先是作者也称本书是切入乡村政治研究的实践，那么什么叫实践？当然是发现规律认识世界之后的改造世界。这也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所在。其次作为情感上来说，基层工作者农民们在你的笔下丑态百出，那总要给个说法吧？如果是你身处同样的位置又会怎么做？所以作者所谓的旁观者在我的眼里显得也太高高在上了。 4.叙述的视角有问题，作者是区政府邀请来调研的，吃住都是政府管着跟村干部同进退。映象比较深的就是他找一个老乡单独约谈，还要避开村干部悄悄进行。可想而知平时与村民的单独接触甚少，缺乏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视角。 也正是区政府委托这层身份，造成了本书我感觉最膈应的一点，枪口基本对着基层和农民，找他们的问题反映呗。但实际上他们是挺苦逼的一群人，为一些你我他都会争取的蝇头小利采取了一些无奈之举就被冠上了“刁民”，与乡村那些手段更恶劣的伢崽，坐享大利的幕后推手比呢？可能后两者不是作者的研究对象，但这软柿子捏得确实狠了点。 5.论证方式缺乏纵深。 纵即是时间维度上太拘泥于当下，没有从发展的目光看问题，表现出分析留于问题的表面，得出如场域错位，法制缺失等笼统观点。其实我个人来看，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在发展进步的，比如基层干部的“媒”是纠正了暴力执法，朝令夕改其实是在变革过渡区摸着石头过河，而法制缺失是涉及到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变更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遗留问题。如果跳出纵度给人的感觉当然是荒诞看不到希望的。 深即是具体事件的分析，比如华侨征地补偿这件事，看得我挺急的，作者说官民都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寻求对自己有用的法律解释。那作者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给读者提供一个稍微权威的说法作为依据判断，补充论点呢？ 综上，个人感觉本书的问题还是出在作者这个叙事性描述的大框架上。让本书以一种讨巧的方式，用学术化的外衣包装了几个故事而已。其实对作者我还是抱有相当大的敬意的，毕竟出发点就是去找到乡村政治体系的种种弊病，虽然说即使到目前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但总会是为乡村治理体系设置了目标。就像科学理论转换成实践成果也是需要慢慢长路的。 By the way，读这本书中段的时候，刚好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比土改时期，当下农民就显得太温和了，而那时毛主席都据理力争批判所谓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云云。所以更觉书中这个“刁民”“悍民”用得不合时宜。
这本小镇的喧嚣一书，代表着底层乡村人们生活的现状，可以以小见大，作者用一个小镇的故事，让人们看清楚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反复思考，而现实真实的情况要比作者描写的更复杂。虽然当下乡村治理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仍旧是国家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但是，目前国家相关乡村治理和重建政策的出台，成为小镇治理的必配件，并由此推动其内容的真正落地，从而使得乡村治理中农民的生存模式，精神面貌和邻里环境方面的改善变得更加温馨、和谐。相信会越来越好！此书让我们对当今社会底层权势的运作和小镇的喧嚣变得更加清晰了一点和有了更多的关注。
本书作者吴毅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专注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 2003年初，吴毅只身来到书中所述的小镇，像一根细长的钉子般钉在乡村干部的身边，深入而不显眼地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在尽可能不影响事件自然发展的前提下，观察并描绘出乡镇政治运作最真实的模样，挖掘出其背后潜藏的逻辑与规则。 吴毅写作本书的方式与一般学术作品不同，他没有高屋建瓴地从抽象的理论构建出发，而是通过叙述事件经过，描写人物互动，使得小镇政治复杂而微妙的生态非常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看得出来，作者尽力将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他几乎是用小说的笔法来重现镇领导、村干部以及村民的对话、神态和动作，把基层权力运作中的潜规则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想许多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会读得津津有味，但老实说，我读这本书读得有些痛苦。 这应该是我个人偏好的问题。一来书里写的这些言谈间相互拉扯、互飙潜台词的场面，是我在现实中遇到一定会退避三舍的场面，没有任何价值观上的批判，单纯觉得非常折磨；二来读到后半本书时，会发现乡镇干部的行事风格和事件的发展逻辑，与之前半本书的无甚区别，那些详细的对话、会议、饭局的描写，因无新意而显得冗长。 尽管过程略显折磨，但读后还是让我这个对乡镇基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的小白长了许多见识。 真实的村镇，并非静谧的世外桃源，而是一片喧嚣的俗世凡尘。 乡、村、民等多方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惊起小镇一片喧嚣。 正如作者概括的：「乡镇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性工作。」小镇每个阶段的政府工作都是不同的中心工作，围绕某个中心——一次次迎检、一轮轮征税和一个个纠纷，每次都是一场风风火火的攻坚战。 税改考评要来了！土地征用起纠纷了！农民又不签字了！计生检查要来了！上级要我们大种藠头了！农业税征收要攻坚了！采石场业主上访了！ 一年到头都是五花八门的检查和任务，只能每每连夜动员干部，把一切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应对眼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本该是临时的战时工作态度，逐渐变为乡镇工作的常态。 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最大特征，便是并无一套稳定的工作范式可供依凭，而必须靠一轮又一轮的动员型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造成这种政治运作现状的，是对上负责的政府制度以及上级目标与实际情况的脱节。乡镇干部的晋升机会甚至工资都仅与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和检查成绩挂钩，而同时，这些任务和检查指标又是绝无可能用常规手段完成的。 干部为了绩效无法对上级下达的任务提出异议（例如上级要求农业转型，乡镇干部有时早已看出不会成功，却也只能听从指令白花力气去落实），甚至还主动要求承担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区里给小镇的地税征收额是168万，但小镇主动提出增加到280万元以提升政绩，最后大部分额度靠向别的镇“协调”来的税完成），但上级并不提供完成该任务所必须的经费和资源（例如区里以环境污染为由要求关闭老虎尾采石场，却不下拨对合法经营的采石场业主的补偿经费，夹在中间的乡镇只能用强制手段关闭采石场，最终导致业主集体进京上访），甚至还下发与任务相悖的政策（例如上级要求足额征收农业税，却又下达了禁止村镇强制向农民征收的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最终农业税240多万元的缺口只能用土地出让金垫付）。 以农业税的征收和土地征用补偿纠纷为例，就能很直观地看出这种治理模式导致的死循环。 农业税的征收，并不像城市职工的个人所得税那样在发工资的时候就扣除，而是需要乡镇干部挨家挨户地向村民收取，同时，政策要求干部不得以强制措施收取农业税。欠缴农业税的农民就是大爷，除非农民有求于政府，否则乡镇干部拿不交税的农民毫无办法。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税的征收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农业税征收额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但乡镇政府必须完成缴税指标，否则影响政绩。乡镇政府只得挪用其他名义的资金来填补窟窿，这些资金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乡镇政府对土地征用补偿金的扣留。这就导致农民到手的补偿金数额低到离谱，于是引发不满和反抗，拒绝在土地征用协议上签字。 例如在一个工程土地征用事件中，业主买地一亩出7.5万，向上级政府缴纳的规费为市级2万、区级4.3万，1.2万下拨到镇政府后，镇政府留9000元，只给农民3000元。站在镇政府的角度，这9000元既要用于土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要用于填补240万农业税缺口，是合情合理的扣留。但站在农民的角度，等于只拿到地款4%的钱，不起纠纷都难。这样的纠纷会让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导致更多对政府工作的不配合。 这9000元由上级下拨后，又通过填补农业税缺口的方式回到了上级，导致资金空转，而资金在别无建树的空转过程中，必然因为上下流动的关系而导致“磨损”，还会在每个环节都带来腐败的隐忧。 更要命的是，完成任务与可用资源之间的鸿沟，使得基层工作必须依靠“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来完成。 作者用当地方言中的“擂”和“媒”来概括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即「政府的任务靠“擂”，农民的事情靠“媒”」。 所谓“擂”，就是反复无休止的督促和缠磨，施展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各种“软武器”。 “擂”的奥义就在于不厌其烦。只要有时间，天天都下村，像赶犟牛一般一寸寸地把农民往任务需要的方向赶，其间还需把硬的规章制度化作软的人情世故，让农民出于乡亲面子而配合工作。 所谓“媒”，就是用尽一切手段的说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不行便讨好、央求、哄、诓、磨、施、压。 “媒”的奥义便在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面对不同人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为了换得一份土地出让的签字，是党员的就许以仕途的好处，有经济困难的就承诺在政策上行方便，对亲戚好友就请客吃饭央求帮忙，对动摇者用稍高的补偿金利诱，对钉子户就诓骗他其他人都签了字你不签就是冤大头…… 孜孜不倦的“擂”与化公为私的“媒”相互配合，成为了乡镇政府行事的不二法门。 面对乡镇干部的“擂”与“媒”，农民也有其对策，即“示弱”和“行蛮”。 “示弱”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以弱者姿态博取上位者的同情，而在小镇上更醒目的是另一种示弱手段，即“以弱逼强”。行使“以弱逼强”手段的村民，非常清楚自己不会因为相应的行动而付出代价，于是主动利用政府在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错位，将示弱作为逃避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手段，例如拒缴农业税、在土地征用前强行加盖房屋以获更高赔偿等。 “以弱逼强”更进一步便是“行蛮”，以暗中使坏阻挠工程、联合抗议等方式引发纠纷，逼迫政府让步。 在法治无法贯彻的情况下，“以弱逼强”和“行蛮”是利益冲突时农民与政府博弈的唯一筹码，也往往的确可以为农民挣得一些小利，让他们至少在心理上获得一些平衡。 例如，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实际耕作的土地面积往往远大于登记面积，因此在土地征用补偿时农民就提出重新丈量土地，政府则提出假如要重新丈量那么多年来因此少缴的农业税都应补上。在这样双方都不愿诉诸法律的情况下，村民使用“以弱逼强”甚至“行蛮”的手段往往可以迫使政府再增加一点的补偿金。 由此可见，“以弱逼强”和“行蛮”成为村民的惯用伎俩，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利益驱使下的必然。 法制与现实的脱钩，造就了一群「可怜又可嫌的农民」。 上对下的“擂”与“媒”，下对上的“示弱”和“行蛮”，形成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官民双方都在玩着“踩线”甚至“越线”的游戏。 正是在这些“踩线越线”的互动之中，小镇上下形成了一种超越法律理性的“村情民意”，即一种上下都默认的基层权力运作的潜规则。 阅读过程中，还有一件趣事。 作者依据研究伦理将真实的人名地名作了匿名化处理，不过，当我在微信读书上阅读本书时，开篇就看到了书友的地名考据：「根据作者是华科教授并在书中描述可兼做教学和调研推测出H市是武汉市，再根据P38的地理位置描述推测大江区是江夏区，根据“小镇豆（有五里界豆）”确定小镇是五里界，再看地图就能楚湖是梁子湖，谭湖是汤逊湖，洲头村是中洲村，君山开发区是庙山开发区，龙岛科技园是藏龙岛科技园。」 于是，我阅读本书的全程都与高德地图里当下五里界的布局和规划进行着比对。 新世纪的二十年，足以让一个小镇经历沧海桑田。读着二十年前的故事，看着二十年后的地图，一切似曾相识，一切似是而非，别有一番风味。 事实上早在2007年五里界就已撤镇设街道，如今的五里界街道在地图上看起来颇为繁华，一部分被规划为文旅休闲产业区，一部分则接受200亿投资开发为新城。目前，武汉四环线穿行而过，公交直达光谷，地铁9号线即将建设，高校成群结队，产业园遍地开花，奥莱购物城入驻已久，住宅售价普遍过万。 只可惜在某宝搜索“五里界豆”，已经查无此物，看来这几年围绕豆子的小镇产业究竟是没有做大做强，又或许如今处处建起高楼的五里界街道，压根已经不需要靠苦哈哈的黄豆买卖来增收了，紧俏的工商用地的缝隙里，也不再有余田来搞农业生产。 很明显，当年那个「由农业向非农业急剧转型」的小镇，已经彻底城镇化，融入了大武汉城市的怀抱。 只是不知道，在业已城镇化转型的街道基层，曾经小镇式的权力运作潜规则，如今还剩几许？ 街道工作是否依旧要靠“擂”与“媒”，靠“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街道里的居民，又是否仍在某些时刻必须使用“示弱”和“行蛮”这俩工具，才能为自己挣得一份利益？ 城镇化，足以改变一片土地上根深蒂固的行事逻辑吗？ 当小镇更名街道，这片土地是否依旧喧嚣？
我曾经在社区工作过，深知基层工作的难度，其中最难、最夸张的就是迎检。你必须按照检查者下发的规则行事，细致到每一项多少分。工作干得怎么样不重要，材料才是硬通货。 本书所展现的是一个有关乡域政治实态的故事，故事由若干组相对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事件交织而成，这些事件虽然复杂，各有脉络，却又有如一棵大树的巨大树冠，内部始终存在着可以清晰辨理、回向根系的枝蔓结构，而生成这一结构的，则仍旧是在当下有关乡村治理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 《小镇喧嚣》以小见大，剖析了现有体制的运转机制，彰显出这样一种治理上的困境：因为缺乏某种文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自我证成，小镇乡域政治的过程已经被一种愈益显形化的利益博弈的喧嚣所支配。当下乡村治理的改善，已经不太可能只是一种单向度的行政架构重置，也不应该试图在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或为民做主与让农民自己表达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政治行动主体各方从目前像小镇这样的类“丛林状态”走到一种新的有序竞争的合作博弈中来。让基层政权在确保对社会有效渗透的同时，完成自身作为基层社区公共权威主体的塑造；让农民从消极无为的顺民或激进抗争的“悍民”，转换为按照现代权利规则行为处世的公民。而这一系列变化所依赖的，首先便是各种权力格局的重构，其中既包括对基层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制度约束，也包括对其基础性权力的改善与增强；既包括对民权、民利的尊重和保护，也包括对底层群体的政治重塑，当然也还包括对进入乡域政治过程的各方之权力运作和竞逐方式的文化正当性证成方式的重建。 这是一个超越对小镇故事的学理性分析与阐释的宏观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紧迫主题。但是，有多少人会关注、关心这些问题呢？
小镇喧嚣 十天读完。和以往读过的人文书目都不一样，这本属于政治范畴，也有人说是了解中国政治格局的必读书目之一。第一次读此类型的书，诚惶诚恐。读完看了众多书友书评，都非常精彩。可能珠玉在前，我写不出书评。 从叙述上，这本书既有阳春白雪式的学术严谨理论高度，也有下里巴人式的通俗易懂故事叙述。作者理性感性并存，客观的叙述中带着幽默与温度，温度思考中又不乏冷静。字里行间尽显学者的气度风范。 从内容上，作者叙述的主题是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中，乡镇日常政治种种人事与结构交织碰撞的众声嘈杂。比如迎检送检、征地开发、招商引资及官民纠纷，从中看透基层乡镇左手“擂”右手“媒”的治理手段。基层治理靠乡情人情展开，法律甚至起背道而驰的作用，农民的可怜与可嫌，政府的强势与弱势治理以及在当下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政府到底如何转型，都是未知的命题，也是我以后需要多看多读的领域。 因为是我不熟悉的领域，所以书评到此为止。在读其他书评的时候，加书架好多关于政府治理转型类书籍。等先看过一部分再回头看，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有阅读量才有视野，有视野才有想法。 2024/02/08周四
小镇喧嚣，是我7月读完的第一本书。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读喧嚣，体会更加深刻。39.8万字，用时15时43分，笔记326条。我常觉遇到喜欢的书和人不易，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用心记录，方显珍惜。 今日清晨读毕，十分不舍，回想起读书的过程，心情随着基层迎检、开发纷争、征收税费、产业调整、维权争利、征地“种房”等事件跌宕起伏，悲喜交加，不能自已。仿佛我是那位农民，面对农业税时左右为难，囊中羞涩。仿佛我又是那位村干部，面对收不上来的农业税，迎不完的各类检查，产业结构调整时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彷佛我又是作者，看到小镇的人情冷暖，利益角逐较量的精彩纷呈而大开眼界。 《小镇喧嚣》这本书的主体是乡镇政治。但每一位身处社会洪流中的人都能有所收获，即人性和社会的逻辑大体是一致的。它客观又冷静，真实又具体，直白又深刻。 读书时，我们所面临的前提、假设都是确定性的，一件事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件事最起码能找到一个最优的答案。而步入社会，所面临的都是复杂的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这在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农民既可怜又可嫌，以弱者的武器无视规则，以法不责众的行为逼迫政府承认事实。小镇政府既高义又弃义，种植藠头的事必躬亲，诱民致富，叶桦事件的土地纠纷，出尔反尔。谁都是矛盾体，谁都有两面性，谁都是复杂问题的产生者与解决者。 而矛盾能够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必然因自下而上的利益诱导和成就激励机制而达成目标。 距2003年已过去19年，经过时间的沉淀更显出本书的价值与生命。作者说，它已数易其稿、几经删增，虽然仍觉力有未逮，但作为研究者的我已是倾尽全力了。 在此衷心的感谢作者，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更多这样的学者，写出这样极具启示的书，指引我们前行，照亮来路。
作者真是神人，对村镇的围绕利益斗争的运作模式，各方的角色定位剖析的淋淋尽致，法、理、情、利等因素相互交织，情节丰富、深入浅出、精彩纷呈，可以说是乡镇工作者必备的工作手册。在现行的体制下，可以说在乡镇没法真正的解决问题，采用高风险的处理手段，只能控制、拖延问题暂时不爆发而已，法治与信用意识淡薄，等到形势转变，原有的一切都可以推翻，循环往复，浪费无尽的社会资源。
推荐本书，尤其乡镇基层干部应当看看。 作为长三角一名驻村干部，阅读时常常感觉作者描绘的就是我所在的乡域情境，时隔十九年，跨越千里，如出一辙！中心工作乡镇领导反复擂，村干部埋头做作业玩“数字游戏”，迎检时群演穿帮，面对信访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曾把这些现象总结为“基层迷惑行为”，觉得很荒诞。本科和硕士期间，我研究的主题都是基层治理，关键词集中在多元共治，法治思维，基层智慧，数字化管理。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出来的“规范的故事”让我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沉浸在自信乐观中。直到来驻村，基层工作给我生动的上了一堂课（啪啪打脸）。以往的行政伦理，公共政策理论，组织学，失效了。信念崩塌。迷茫中开始读乡镇研究书籍，这本书通过几个典型故事叙述基层政权（乡镇）、村级组织（村委会）与农民互动，在每章节和书末用学术理论展开深刻分析，提供理解乡域政治的视角，对认知乡镇工作有所帮助。 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理由推荐： 一、故事化叙事，有趣 小镇看似喧嚣，但通过故事化叙事分解清晰。作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观察到多种力量交织碰撞，通过“准小说化”的表述形式，顺着时间线穿插叙述了几组故事，让读者置身其间去体验、理解、判断。主要事件是：计生迎检、洲头土地开发与叶桦村民博弈、农业税工商税国地税征收、大陈村和前王村藠头种植和老虎尾采石场业主上访等，事件不多，但都是非常典型的场域，反映出小镇在城镇化开发、税费时代改革、农业结构调整、突发性官民纠纷处置等日常政治内容及特征。 作者叙事风格和引用乡镇干部的语言也很有意思。“擂”“媒”“青皮手”“讨饭战术”“做作业”“退出演员队伍”，这些词语形象又讽刺。作者的春秋笔法也是很娴熟，“小镇税收实现跨越式的增长”，还有无数访谈中的“……”，调侃无奈跃然纸上。老罗更像个宝，仿佛来搞笑的，但说的又是大实话。再加上事件本身曲折婉转，读起来真是比小说还精彩。 二、学术性思考，深刻 作者的分析主体以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农民为主，制度背景为：市场化环境下政治—行政关系转化为准经济关系，改革开放后官民关系转为“民强—官弱”。由此形成三者双重身份“作为政者与商者身份交相重叠的政府，作为“赢利型”与“保护型”经纪并置的村级组织，无权却又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 政府：日常行政过程中与被治理者强弱关系的“倒置”。基层政府权威势能减弱，在征农业税中皮副镇长“讨饭战术”，农业结构调整中“哄着、诓着和捧着”农民种植藠头。基层干部也需要依靠各种面子与人情资源来推动行政运作。但同时，政府作为“权力的经营者”，又可以运用强势的政治与行政权力对利益经营与算计的垄断。在各种经济性开发的利益分配中由政府掌握主动，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庄得小头的利益分配格局。在铺设管道临时占地亩均分配中可见一斑，业主出资总共每亩7.5万，区政府分成2万，镇政府0.9万，村民0.3万。 村委会：“青皮手”的角色认定。村干部绝非只作为经纪角色（结构与文化的连接者），而是具有明确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的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其作用以及与乡镇政权的关系，可以用“跟从、借重、应对、平衡”八个字来概括。“跟从”，即在哪座山唱哪首歌，当上干部就得为政府办事，替政府说话。“借重”，即借重于村干部这个位置、与权力体系的亲和关系、派生的荣誉、面子等符号化资源及人际关系网络，、经济机会等社会资本，村干部得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农民所无法实现的个人经济与社会理想。以及对自己身居政府和农民之间，感情与理性难于协调而产生的应对与平衡。老罗是非常典型的村干部。 农民（广义指民：包括叶桦、石厂老板）：转型时期政治控制的放松与官民互动中利益紧张关系背景下“示弱”和“行蛮”策略，“刁民”与“悍民”冲击治理秩序。他们看似无理却有着行为“理性”：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底层社会的环境教给他们的，更是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政策所形塑出来的。合情、合理乃至于合规、合法的途径并不多，即使有，其组织和经济成本也未必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整个社会体制与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才导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也同样不会想到以一种更为合作与合法的方式来参与对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权利的表达。从官民博弈力量悬殊和资源差异角度来分析，扯横皮、上访值得深思。体制、权力、文化和道德共同“合谋”下，农民缺少合法的自卫能力和合法的自卫话语空间，仅有稳定这一资源可利用。三起官民博弈形成鲜明对比，叶桦、石厂业主、开发中的农民力量势能渐弱，叶桦可以经济问题政治化获得高额赔偿，石厂业主通过制度化渠道上访引起重视大多数人没有损失，农民们只能通过扯横皮来让相关方从牙缝里挤出一丁点本属于他们的利益。 如何审视如何破解利益博弈喧嚣的小镇困境呢？博弈需要各方认可、合理合法的规则，而这权力技术策略的合理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正当性论证，还涉及对各种权力特性之发生与嬗变及其复杂关系的认识。 三、博弈谋略，实用 故事化叙事方法呈现出许多乡域政治精英，高手在民间，他们的谋略智慧值得乡镇工作者学习。其中林书记、叶桦、老罗可以说是代表，在具体场域中的博弈可以说是异常精彩。 林书记接待反悔村民的艺术（第八章第二节）：强者对弱者铺设思维管道。面对村民代表，一针见血指出矛盾症结，明确立场，镇里站得住脚，上级政府认可，小镇对村民已让利；镇住代表后情感感化表现哽咽，表明发展都是为了百姓，小镇也有难处，修路花钱，需要成本，镇里所拿部分合理；提出处理方案，农民和小队分成，小队让利给村民；做出承诺，会善后处理，后续补钱，水泵站各村公平；在农民变软后态度转硬，提升到思想站位、顾大局、谋发展等高度；暗示暴力资源，让村民认清形势，开发必然，上级支持，小镇不愿用暴力；回到实际利益，态度强硬和代表们表示不开发更没钱；最后提出要求，村民不要闹。 叶先生的博弈（第八章第一节）：构建场域，经济问题政治化。硬武器选择，政治优于法律政策。彼时法律文化缺失，法律成为利益扩张的工具。选择政治硬武器，商业问题上升到在华投资利益和统一战线这两大敏感问题。选择让代理人谈判，进退可守。最终策略：“上访”和投诉多部门，逼迫舍弃道义与法理正义的自我建构，走向商业利益的谈判。 关于老罗关于其他干部的智慧，来不及写了。就到这里吧… 23/24，327，2022.10.7
花生书语之吴毅先生《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2024.02.20，NO.11） 早就关注到这本书，其在微读top200榜单在187位，推荐值95%的神书，豆瓣评分也在9.3分。但一直没读，是因为39.3万字，太厚了。而这次，终于开啃，有些部分还是略读了，因为有些情节的描写太过琐碎，而作为一个在山村和基层各工作体验过的《置身事内》的体制内人来说，有些亲历的事，可能更加深刻。 《小镇喧嚣》一书，用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入骨髓的洞察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武汉某个乡镇基层政权的运行生态。在这个看似平凡而普通的小镇里，各种力量交织，各种欲望涌动，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都牵扯得无法自拔。在书中，作者详细探讨了小镇上层政治精英如何以家族、宗派、地缘关系等因素来构建并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让人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同时，作者也揭示了乡村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如政治风险和政治腐败等。 在阅读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了书中提到的几个典型案例。比如基层迎检和开发纷争等事件。这些案例不仅展示了政治的策略和手腕，也揭示了乡村政治中的种种弊端和困境。 书中虽然写的是20年前的事，但很多细节和当下的体制内工作并没有多少不同，有一些场景能让人忍俊不禁或是会心莞尔一笑，或者感同身受。我相信每一个在体制内基层单位呆过的人对书中很多片段都不会陌生。 总之，《小镇喧嚣》不仅是一部揭示乡镇基层政权运作机制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深入探索人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文学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功名利禄背后的真实人性，也让我们对生活和人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思考。读完，只觉得2018年驻村扶贫时应该早点读的，有相见恨晚之感。 最后，照例用书中这段结尾:本书考察了小镇在2003至2004年这一时间片段中的政治实态，并以非学术化的语言“喧嚣”（也可理解为“嘈杂”）相比喻，以说明其在多种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之中所形成的复杂“剧场”效应。 推荐指数:五颗星⭐（五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