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别人的硕士论文，写的不次于小说…
在读过的几本人类学、调查类的书籍中，本书是综合水平最高的，兼顾真实性、可读性、专业性、公开性，对一位当时年仅20多岁，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才之作！其作品的广度、深度，写作的态度和冷静程度，成熟度远远超越其年龄。作品有点“四不像”，又都像，是纪实，是故事，是论文，又是生活，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名副其实。“浙江村”的演绎、变迁，可一个侧面观察90年代，其“春风吹又生”的状态，令人仿佛回到那“浑身散发荷尔蒙”的日子。作者是真的有心学问，假使自己处于作者当时的位置，未必忍得住寂寞，会想跳入市场的洪流中，参与其中！项飙老师，天生就是研究者，想不吃这碗饭都不行。
2018 年十八岁读高三的我给发小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是：如果我们早生四十年还读什么书，直接扛着行李南下摆地摊卖衣服，干几年自己建厂当老板。 没想到五年后我真正有这样一个机会窥探到真正的从摆地摊卖衣服摇身一变大老板的过程。只不过十八岁的时候以为摆地摊真的只是摆地摊，买了火车票去广东就可以卖衣服。 而温州的父辈们身体力行打江山。三十多平的房子住十二口人，三十多平包括工作室、卧室、厨房、洗手间。挤得站不下人的工作室，日以继夜地踩缝纫机，通宵工作的工作制度，和工商税务交涉博弈。 温州人好像是天生会做生意的，他们也是天生不安分的，对挣钱有极灵敏的嗅觉，大部分人都是流动的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焦虑，不为户口焦虑，不为未知的政策焦虑，他们总是走在最前列，是最旺盛最坚韧的野草。读完以后我萌发了一个不太相关的观点：不站在原地问“我是谁”，不执着于“自我定位”。 向温州父辈致敬。
从本科读到博士，项飚老师的书常读常新。 《浙江村》这本书，本科时候读大概还是不够细致，当时觉得和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是很像的，甚至想到了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现在看来是幼稚了。项飚老师最值得我学习的恰恰正是其文学性很强，"现场感"很强，而弱化literature review和所谓科学分析的行文风格。 《浙江村》描白地记录了温州浙江村在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后期大清理在京的兴衰轨迹，提出了这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是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民间"和"庙堂"之间，游击战式的智慧。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插图]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 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既是对传统的费孝通式的中式乡村家庭伦理结构的延展和扩张，对传统自上而下改革的挑战和质询，也是对新兴的"官僚机构/政府-大人物-亲友/民间"的三角关系间的权力转移的细致解读，是对于"关系"这个毛细血管一样的组织架构的分析理解。于是，"新社会空间"，成为了后现代空间结构理论下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而后，这个萌发中的空间就被压缩还原成最简单的物理空间，政府通过"分类，打击，清理"DD人口降维打击，一举消灭。 通过这一次阅读项飚，对于被我导师调侃"还没田野田就没了"的我而言大体有一些启发: 当我们企图在一个community中抓到权力流动的方向，一定要先想好它并非单向或双向，对于边界方向上的流动也是如此。当然，正如项飚老师所言，当下改革的底色一定还是"国家对社会根深蒂固的疑虑"，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吃播"被一锅端之后失去了田的我目前体会不到"新社会空间"是如何在virtual community中建立和流动的，但仅仅认识到自上而下的管控和清理和国家的"疑虑"一定是远远不够的，底色上面大家是如何曲线救国如何通过tactics来反抗或者化解打击的才是研究的重点。 Rouse（1991）提出把“跨国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作为分析单位，认为迁移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按我的理解，是指迁移所带来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和地理、行政空间不相整合的状态。 对象化研究者重要且有效，限制研究视角点清研究方向。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通过"在场"达到的，而不要企图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所以在对于ED的探索里，我也应该试图通过剖析自己来展示一个研究具体的点，用一个社区内个体的视角来展开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描摹。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还是要从"关系"出发，而不能仅仅用某个侧面来书写群体，扁平化的书写会造成更大的误解和偏见。 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这个“关系”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上所说的“关系”不同，它既不指事物在一个思维秩序中的相对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联系”，而是有独特内容和含义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我将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社区的型貌，表现他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 福柯所说的权力也是一个道理。权力的本质不是一种固有的资源，它产生于关系，表现为关系，我们一定要在关系中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不同人的不同关系，我们也将发现，特定权力关系出现的概率将随人出现明显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有没有”权力的概念。在温州话中，也有“背厚不厚”的说法，“背”即背景，似乎它真是可以长到行动者的身上的。 "回到事实，"认清自己作为人类学者的局限性。 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
看到《十三邀》邀请项飙的访谈，找出来这本书，刚好解答了一个从北京来杭州的“外来者”的众多疑惑，解释了过去10个月里的各种不适与冲突。 来到一个相对闭塞的温台文化圈里，我感到无所适从，家国情怀在这里简直是天方夜谭，长久的合作意识也抵不过眼前的利益分割，他们在任何问题面前都有众多解决方法，无论是否合规，只要符合利益，他们用自己的规则来理解一切规则。起初听到“鸡毛换糖”时，我并不能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浙江人的“无中生有”是可以把不毛之地变为世界中心的神奇，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异曲同工。但是更加伟大的是，美国造就了一个拉斯维加斯，而浙江造就了N个世界中心。义乌、乌镇、温州、横店……这些名字的前面只需要加上“中国”，根本不用出现“浙江”，甚至可以直接挺立在世界面前。而到达“鱼米之乡”的浙江之前我如何都不会想到这里原本资源匮乏，很多人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出门打拼、远走他乡。 几乎所有在浙江生活过的朋友都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劝我回到北京去。其实第一天来到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感到它的不同，但是又无法拒绝好奇心的引诱，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纠结去留的时刻，一边探索观察周遭，一边读完了这本书。刚好与之前在江苏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呼应理解。从前一直以为浙江与江苏是类似的，现在发现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虽然生长在温州，但是项飙已经不能够被称为典型的“温州人”了，他以相对客观的眼光观察研究了北京“浙江村”的独特社会形态与生存现象，很感激他语言的优势得意帮助其更好地完成这篇硕士论文，也有人说他一生都难以再写出这样的作品。 18岁保送北京大学，20岁开始研究北京“浙江村”，6年的持续研究后完成《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本科论文题目叫《悬浮群体》），牛津大学特邀免考读博。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获2008年安东尼利兹奖。作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飙从2004年开始做有关东北移民的研究，非常期待看到这份成果。
怎么办，好紧张，项飚成为我偶像了。 做社会科学，就我的粗略了解而言，费孝通先生做得好，其次就是项飚。他们都是从地面上看人类，人物活生生的，文字活生生的，理论也活生生的。最让我敬佩的是，不仅调研深入扎实，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反思，仿佛一缕清风，一扫当今学界浮躁的气性。 浙江村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1983年后不断有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涌入，租房经商，主要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渐成气候，最终形成一个影响全国、辐射东欧和俄罗斯的服装市场。项飚对浙江村作了长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浙江村是一个有别于西方隔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贫民窟和族裔飞地这样的社区，也不同于族裔经济区——一个单向的内聚过程，内聚又导致了封闭，浙江村是一个“越聚合越开放”，不能用传统社区理念解释的社区，是一个 “新社会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 “乡—城移民”从原有的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的群体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项飚用“传统网络的市场化”来解释这个新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即以传统网络为基础，不断引入市场规则，将它转化为一个内部市场，简单地说，就是亲朋好友一起出来搞生意，我生产，你销售，彼此之间由单纯的社会关系发展成紧密的经济关系，逐渐壮大后，在全国建立起一个流动经营网络，网络的一端是生产批发基地浙江村，另一端则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卖衣服的浙江商人，不仅如此，布料市场、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主要是由浙江人把握的。这也是“越聚合越开放”的意思，经济系统内聚于浙江人内部，也因此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流动经营网络，并辐射东欧和俄罗斯。浙江村的形成依赖于一套独特的流动链规则，劳动力原则，能人原则，自己人原则，三者依次递进，一开始浙江村内生产人手不够，便从家乡招来许多年轻劳动力，这便是劳动力原则，后来剩余劳动力不足了，自己的生意也壮大了，便想寻找有能力的搭档或合作伙伴，这时是能人原则，最后发现还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最可靠，这时又遵循自己人原则。除此之外，浙江村内部产生了帮派组织，还形成了自己的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因此，浙江村这个从原有体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社区，就成了项飚称作的新社会空间，或者“非国家空间”。 这个非国家空间，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项飚给了这个空间，这群人一个十分高的地位，认可了他们的社会创造过程。 而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身不由己，但我们同时又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在这个结构中不断创造着新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的塑造，对社会的改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空间。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本书读得不容易，但是太值得了。 本来想写两句话就去睡觉，但是心里一直不能平静，毫无睡意。 如果要说收获，这本书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还是认知思维的改变，无论是商业思维，待人接物之道，还是治学态度。 浙江人凡事讲究实用，对商业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处处都能看出做生意的门道，也习惯将种种事情换之以生意盈亏的逻辑。浙江人的发家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摸爬滚打”史，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何种失败来临，他们都不会被打趴，哪怕是我们读者对那次“大清洗”捶胸顿足，以为大势已去，再无翻盘的机会，他们也能卷起铺盖，从头再来。抗摔抗打，能吃苦，不怕折腾，有冒险精神，“豁达又命硬”。 全书提及最多的概念大概就是“浙江村”人对“关系”的强调了。人不是活在真空里，人活在关系里。关系能成人，也能败人，怎么运用，分寸的把握，是门艺术。“浙江村”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关系的艺术”让我从自我的世界里跳脱出来，在真实的世界落了地。 不得不提的是项老师的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费老的书也看过两本，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项跟费讲述方式的区别，项的方式更加有诚意，更尊重被讲述者和阅览者，也更尊重讲述者，即自己。而且从客观结果来说，项的讲述方式使得阅读门槛更低了，因为中间穿插了大量具体细微的真实细节，深入浅出。本书最后一段我读到几近落泪，“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只有实实在在读了这本书的人才能明白，这不是一句走过场的漂亮话，而是他内心最真实所想，并且，他也是这样做的。项飚有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诚实而勇敢，有孩子般的较真劲。真好，晚安。
阅读的No.1本社会学、人类学书籍，前序后序读了两遍仍觉得没完全消化，外出手机输入勉为其难地写书评，是感觉这本书的阅读量和关注度太低了，而作者通过本书展现的思考过程、思考方式以及思考角度，揭示的现象与本质，问题与意识都极其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常值得一看。 温州人自70年代中期到公元2000年间的跨越地区、身份、制度的勇敢尝试，是乡土中国的中国人的一次飞跃尝试。 早在78年前，温州人便找机会四处做工，主要是木工和弹棉花。GGKF后，部分温州人来到北京，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过度匮乏、僵硬的市场一经打开，势不可挡，温州人用亲友织就的细密而结实的网络以包围之势席卷北京，在京南城乡结合部展开生活，一度有10万之众。 令人惊叹的是，随着他们京城生活的不断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税收源泉，也渐渐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区域，形成了一整套duli的社区生活模式体系。菜市场、幼儿园、诊所、公交车、自建住宅，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这一过程伴随着他们与当地居民、市场管理部门、治安管理部门等多个领域的交手与交锋。他们如同悬浮于社会之外的一处新领地，始终与整个社会有巨大缝隙和隔离。 值得思索的是，这样的自我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他们在体系之外的jiji之举。为了有效地生产经营，自筹资金，minzhu xieshang，统一规划修建住宅区。自建大院内劫匪横行，帮派林立，他们成立保安队，通过大众chouhua 协商解决anquan问题，里面的“大人物”受众人拥戴、huajie纠纷、调停事务、集中意见、执行公决，担起“浙江村”内“乡绅”之责任，且卓有成效。在市场形成规模后，自发组织“爱心工作组”，服务市场顾客，提升市场形象。他们似乎将走出一条可期待的道路。 后来，在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中，“浙江村”的大院被拆毁，市场被规范的shangchang取代，当年的家庭作坊小boss乘上了super漂亮的航母，失去了灵活机动的市场mingan性，更为弱小的boss们被航母甩出市场；当年以威望yinling“浙江村”的大人物们，身上的光环与归顺程度成正比，渐渐褪去了原来的草根性，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26岁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作者对自己跟踪6年的社区抱着金色的希望，不曾想艰难跃起后它便迅速坠地。 分明是本当代的书，却有深厚的历史感，一本值得仔细阅读的书。关注了作者后续一些研究，很有启发。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项飙老师真是社会学家，仅仅是硕士论文写的就可读性这么高了。看完这本书，再配合上一本看完的《金冀》，对于做生意有点了解了，不是要去做生意，而是我一直以来的思维都不是做生意思维，总是计较得失，计较小利，这样也难以获得客户的信任吧。这本书看完，对于温州人更了解了，温州人敢于冒险、很会吃苦、点子多、愿意帮助同乡人，所以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敢去外地闯、去国外闯，还是非常佩服的，类似会做生意的我印象里还要福建人和潮汕人，应该像他们这样做的好的学习，虽然我不做生意，但是可以学一些他们的生意思维。总之是收获非常大的一本书，以后还可以再重温。
阅读期间，这本书曾被系统自动贴上一个标签——总有一天会读完，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还挺快。 整个阅读过程中，我的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结束后恍惚不已。初识“浙江村”人时，了解他们的一天，了解他们从家乡到西北，再到北京的迁徙之旅，了解他们的生意经，心情是很兴奋，也很受刺激。对他们当时抓住机遇就能大干一场很眼热，甚至跃跃欲试。脑子中想的都是只要我够勤奋、够踏实、够执着，总能分到一杯羹。然后就开始盘点当下的机遇，一度对自媒体有些上头。 随着阅读的进一步深入，随着项老师一起追溯“浙江村”人进京的时间脉络，从1984年起，“哥伦布”们初到北京，坐着公交车，随机选择了一处偏僻但又紧邻市区的地方，开始落脚发展。经历着亲友传导的快速发展阶段，而后进入乱中求发展，紧接着迎来大驱逐，以及大驱逐后的“劫后逢生”。在这长也不长的发展周期中，我们一起探讨了“留下的”与“离开的”的境遇对比，也在这里感受到了亲友圈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生活的多面和立体性，有生意场上的风声水起，也有居住环境的动荡和不安。有和和气气的交易合作，也有欺诈和压迫下的无奈。有村内人之间的交往，也有与北京人生活上的合作和对立。特别是关于“系”的讲解，以及“大人物”在调解和生意场上的角色和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都让小小的我感到不安和失控。 再到后半部分，重笔墨介绍的盖商场和租柜台，租地和盖大院，算得生意账很让人兴奋，甚至生意场上的玩法搞得人晕头转向，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资源方的有意营造的局面，原来倒买倒卖和饥饿营销在生意场上如此普遍。我们看到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得意识到有些人已经赔的倾家荡产。都说风险和收益对称，其实也未必，有更多信息可以大大降低风险的概率以及影响力。此时的我，对这些敢作敢为，行动力极强的生意人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 结尾处的大驱逐，以及驱逐期间对对方关系和利益的分析，大院主和商场主的合作破产，温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间“条条块块”的权利交错，大院主与本地利益团体的关系绑定，再到驱逐后再次回归后所建立的新的利益格局，非常戏剧化，也非常现实。属地意识，利益捆绑，长远来看，这些关键词被这次大驱逐洗涮的熠熠生辉。而在这些大动荡中，危如草芥的个体经营户又有谁能看见，有谁会在乎呢？南来北方，兜兜转转，唏嘘和嗟叹永远不会熄声的，我们这些蝼蚁得一直拼命跟上局势，勤奋是基础，聪明地维护关系，不断思考新的迭代，才有可能进入赛道，与成千上万的同行者一起竞技，攫取一些剩余价值，喂养我们各自的欲望。 最后的最后，关于”跨越边界“的理解，项老师说，这即是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又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的。于我而言，这更像是从“单打独斗”到“群策群力”需要跨越的“边界”，从思想上到认知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先奋不顾身跳进去，然后找到自己“聚类”的圈子，去折腾吧。
一个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现象 带着身体的记忆与感受，看的这本书，最近在B站常看“乍聊老西”，他做的西安自改革开放后的编年史，得到了很多西安本地人的认同。西安的李家村，在友谊东路，距离城墙不远，是西安第一批宅基地盖楼，为外地人提供租住的城中村。我爸都给我聊，90年代，当时都是浙江人在那里做生意，本地人都去李家村买衣服，物美价廉，除了卖衣服，附近的其他外地人，不断改进餐饮。逛李家村，就和大集一样热闹。可是，回忆被当作美好的时候，就说明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地政府先是盖了服装市场，不断地将地摊商户赶进市场里，收取租金。最后，万达商场盖起来，看似接轨现代文明，实则不受本地人认可，许多人还是以实用的角度，更看重衣服的质量，对品牌溢价嗤之以鼻。消费主义，让大多数对服装的观念从耐用品转变为消费品，能耐穿几年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牌，其次是潮流。如今来看，万达广场成为西安诸多商场中很普通的一个，除了楼上的海底捞和对面的绿树电竞，没什么额外的印象。 西安的大多城中村，从分税制改革，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之后，慢慢兴起。外地和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寻找机会，不断扩建的宅基地，成为了第一个落脚的地方。遥远的大都市形象，以及更便捷的税收方式，使得政府觉得大有可为，将城中村一个个拆掉，把人们赶上高楼，取而代之的是高溢价的地价和房价，让一些外地年轻人过早背上房贷的重负，进入一场不公平的金融游戏。除了经济原因，城乡管理也有本质的差别，农村人互相认识，家族大的领袖容易成为全村的“精英”（而非书中大人物），在自上而下的政策面前，有一定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拿计划生育而言，农村的执行情况比城市要更差，个中存在些原因。相对而言，城市中个体更加原子化，除了厂里分房的情况，一栋楼里大多互不相识，面对政策或者物业的恐吓下，很难形成一股合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cov-19的三年，流传在互联网中，城市发生了太多离谱的事件，有人敲门，都需要从网络上学习自救的办法。城市化下，农村不断为城市贡献年轻劳动力，老年人和少数孩子遗留在家，一方面他们是互联网中“失声”的大多数，另一方面他们是对政策最心存敬畏的群体。即使政策多么不合理，只要雷厉风行的通知下来，只有忍受别无他法。 回到书中内容，浙江村为北京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为亏损的国企及时止损，为有关部门提供创收，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估计可以占据丰台区GDP的50%。但是，这些贡献大多是隐形GDP，而非可以在政府报告中炫耀的显性GDP，所以他们只是底层政府的香饽饽，而不敢扩大宣传。正规化和社区自治化一直在进行中，因为制度的壁垒，使得这一进程困难重重。最终，媒体的污名化和国务院的批示，使得这一边界中的试验田成为书中的记忆。书中的理论部分，最后提及，以福柯抽象“关系”视角，在关系中看待权力，是对全书点题的一笔。权力不是“服从”，也不是“占有”，是对经济之外的讨价还价能力。书中的刘世明算是浙江村内的“大人物”，在燕郊做决策之时，刘世明提议留在燕郊，可大多人相信“大清退”只是政府一时决定，他们选择搬回浙江村重建大院。可以看出，刘世明的权力在顺势的时候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逆势的时候权力就虚无缥缈了。 跟熟人合作做生意常常做不长久，第一，两个人有利益冲突，不好意思撕破脸皮说到底，大多人还是无法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或者不愿意为对方着想；第二，两个人的“圈层”重合性会越来越高，成为公司发展的瓶颈。解决方式，第一是和平分手，重新选择有保障有信誉的新的伙伴；第二是建立“可解决问题”的公司制度，让问题暴露出来，而非掩盖住。
🌻🌻🌻阅读笔记 ①北京“浙江村”生活纪录片人情世故人间烟火创业发展故事集，真实接地气，无过多粉饰溢美之辞，兼具专业性务实性实践性。 ②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人对自己全方位的客观熟悉认识为重中之重。 ③工作时尽情尽力辛勤劳作，休息休假时尽情松弛休养生息，张弛有度劳逸结合，此乃劳动人民应具备的生活大智慧。
当之无愧的“神作”，不亚于看完一部大型经典连续剧。 读得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将近一个月才读完，笔记字数1w+ 作者的写作水平看似并不高超，但读起来处处自然通顺，节与节、段与段之间结合紧密，相关性强，毫不生硬。可以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纪实作品，还可以是项飙老师的调查报告、田野笔记和访谈记录。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本书的文体归于何类，事实上也不需要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每个读者从中获取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于我而言，我在阅读过程中学习的是一位人类学学者如何进入田野，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对话和交流。在书里，很多时候是看不到太多理论视角和学术黑话的，这是一本接地气和有人味的著作。 在书里，我看到上个世纪末尾的年代印记，看到流动人口如何离开家乡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扎根生存，我看到他们复杂和矛盾的内心，看到人际网络和关系体系如何在“跨越边界的社区”运转。 同时，我也更能理解温州人为什么会做生意了，他们有远见，有财富眼光，发现商机就勤劳勇敢地去钻研，女性男性都很果敢。一家做起来了，会互相带，互相分享，互相介绍，互相帮忙，由地缘关系支起链条式的牢固网络将他们串联在一起。 在流动社区研究中，浙江村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样本，前前后后有不少学者进入过这个空间，也出过很多成果，但项飙老师这本书是具有不可超越性的。他的身份、同乡关系、所处机构，都为他做这项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老师从进入研究领域时起，就已经开始奉行了。
这部神作想要吹的地方确实挺多，最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研究的成果，即浙江村这种流动社区特点是“聚合性越强，内部冲突也越多，它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也越高。”这个和“移民聚居区”的一般想象很不一样。在以往的研究中， “移民聚居区”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封闭和独立性。比如唐人街，抱团的过程中，人们所能运用的组织资源只有老家的家族地缘等关系，所以唐人街往往是中国流出地社区组织的“移植” 。这就更使得它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浙江村特点是“聚居区的聚合，内部冲突和对外开放是三者的统一， 聚合、冲突和开放的统一，并不是仅仅说它们能“并存” ，而是，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是因为聚合而冲突，为了开放而聚合，依靠聚合而实现开放 。” 比如浙江村的人做生意虽然带熟人，亲戚一起做，但带“ 自己人”绝不意味着不和外人合作 ，相反，他是为了增强和外人的合作能力 。人们并不是聚成一团再一致对外 , 而是对外和内聚交错，相辅相成，最典型的是“浙江村”还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全国的范围内形成了成熟的市场体系 。他们的用人，服装进料，生产几乎“外包分工”给其他地方了，不出门便可做天下生意，不仅是嵌入和联结了已有的社会内容，更主要的是构造出了一整套市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社区聚合特点造成的。以此才能发展他们特殊的市场创造能力，以及融入能力。 想进一步说一些不同意项飙老师的点，首先项飙老师太突出了浙江村的独特性，但重点在人际互动特征上，那地方性的种群认定，这种独特性到底怎么就建构出来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搞明白，就不能说明“浙江村”消失的问题，如此独特，社区最后又怎么消失呢，问题是出在社区与外界的联系么？因为事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但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丧失。 无论怎样，根据周雪光对于社会组织分析看，很多社会力量并没有在统合主义体制中那样谋求国家许可，以获得垄断资源，社会利益的诉求渠道也大多不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社区，而是更多地谋求嵌入国家体制，直接与体制嫁接，或与体制内人员建立私人联系，其实最后看到项飙视野下的浙江村也是在慢慢和北京政商秩序同化的，社区独特性也在自我发展中遇到“他者”而异化，扬弃自身的…… 也有人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化的样本经济体，当作地方化的市场行为，和传统的资本秩序不一样，或许我们可以看作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再或者看作波兰尼式的“嵌入”，这只是人类行为的互惠，亲缘关系嵌入了交易网络里，但个人认为这更像是“前资本主义”发展节奏，项飙不断提到的家庭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就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比如英格兰和荷兰建立了允许在大型团体里拥有投资所有权的法律协议，例如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作关系。除了能使业主获取他们投资的社会回报之外，这些法律协议还使得毫不相关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开创业务。通过法律体系而执行的合同能够填补社会缺乏家庭式信任这一空白。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它通过汇聚大量投资者的资本，而使公司的增长得以超越单一家庭，所以那些认为依赖社区关系，家庭关系而发展特色社区经济，以此和资本传统模式划分界限的可以消停了，浙江人只是因为市场不成熟，信息不对称，更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所以可以发展这种特色社区经济模式，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信息透明，他们家族生意，社区生意很难做起来，如美国，产权体系早就确立起来，即便是家庭生意，通常也合并成法人实体。但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因为几乎没有产权保障可言，家庭商业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整本书还是可以的，但希望读者更多结合自己实际社区经验批判性看待此书，多多“把自己作为方法”，结合本地实际经验深入解读里面的结论
矛盾的增多，促进了圈内权威（裁决者）的产生。 大家都很明白，越是民间，越要挂靠。 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 在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只靠“合同”而无“对弈”是不能达成真正的整合的。 “人总是喜欢和讲得来的人在一起。但是生意也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既重叠，但又可以分得很开。 我一是真想把执照办下来，再一个呢，你这样热心，别人要查的时候也不好拿你开刀了。我前前后后去东城区工商局一共跑了21趟！里面的人我是认识了个遍，但就是不批。1987年9月25号，十三大开过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公报里有“中、小企业可以出租”这么一条；我当即拿着这份报纸去找工商局，他们这下没话说。说要再问上面，让我等了两天，最后真破例给了我一个执照！ 多数市场往往是经历了教训之后，才意识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 越是早期小规模的饭馆，它的亲友和生意关系分得越清楚。越是大的，它的顾客范围越广，却越要把这些顾客都搞成“朋友”的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 至少在1995年以前，不满和不信任，是“浙江村人”对这里公安系统的基本态度。
真·别人的硕士论文，写的不次于小说…
在读过的几本人类学、调查类的书籍中，本书是综合水平最高的，兼顾真实性、可读性、专业性、公开性，对一位当时年仅20多岁，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才之作！其作品的广度、深度，写作的态度和冷静程度，成熟度远远超越其年龄。作品有点“四不像”，又都像，是纪实，是故事，是论文，又是生活，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名副其实。“浙江村”的演绎、变迁，可一个侧面观察90年代，其“春风吹又生”的状态，令人仿佛回到那“浑身散发荷尔蒙”的日子。作者是真的有心学问，假使自己处于作者当时的位置，未必忍得住寂寞，会想跳入市场的洪流中，参与其中！项飙老师，天生就是研究者，想不吃这碗饭都不行。
2018 年十八岁读高三的我给发小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是：如果我们早生四十年还读什么书，直接扛着行李南下摆地摊卖衣服，干几年自己建厂当老板。 没想到五年后我真正有这样一个机会窥探到真正的从摆地摊卖衣服摇身一变大老板的过程。只不过十八岁的时候以为摆地摊真的只是摆地摊，买了火车票去广东就可以卖衣服。 而温州的父辈们身体力行打江山。三十多平的房子住十二口人，三十多平包括工作室、卧室、厨房、洗手间。挤得站不下人的工作室，日以继夜地踩缝纫机，通宵工作的工作制度，和工商税务交涉博弈。 温州人好像是天生会做生意的，他们也是天生不安分的，对挣钱有极灵敏的嗅觉，大部分人都是流动的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焦虑，不为户口焦虑，不为未知的政策焦虑，他们总是走在最前列，是最旺盛最坚韧的野草。读完以后我萌发了一个不太相关的观点：不站在原地问“我是谁”，不执着于“自我定位”。 向温州父辈致敬。
从本科读到博士，项飚老师的书常读常新。 《浙江村》这本书，本科时候读大概还是不够细致，当时觉得和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是很像的，甚至想到了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现在看来是幼稚了。项飚老师最值得我学习的恰恰正是其文学性很强，"现场感"很强，而弱化literature review和所谓科学分析的行文风格。 《浙江村》描白地记录了温州浙江村在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后期大清理在京的兴衰轨迹，提出了这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是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民间"和"庙堂"之间，游击战式的智慧。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插图]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 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既是对传统的费孝通式的中式乡村家庭伦理结构的延展和扩张，对传统自上而下改革的挑战和质询，也是对新兴的"官僚机构/政府-大人物-亲友/民间"的三角关系间的权力转移的细致解读，是对于"关系"这个毛细血管一样的组织架构的分析理解。于是，"新社会空间"，成为了后现代空间结构理论下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而后，这个萌发中的空间就被压缩还原成最简单的物理空间，政府通过"分类，打击，清理"DD人口降维打击，一举消灭。 通过这一次阅读项飚，对于被我导师调侃"还没田野田就没了"的我而言大体有一些启发: 当我们企图在一个community中抓到权力流动的方向，一定要先想好它并非单向或双向，对于边界方向上的流动也是如此。当然，正如项飚老师所言，当下改革的底色一定还是"国家对社会根深蒂固的疑虑"，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吃播"被一锅端之后失去了田的我目前体会不到"新社会空间"是如何在virtual community中建立和流动的，但仅仅认识到自上而下的管控和清理和国家的"疑虑"一定是远远不够的，底色上面大家是如何曲线救国如何通过tactics来反抗或者化解打击的才是研究的重点。 Rouse（1991）提出把“跨国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作为分析单位，认为迁移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按我的理解，是指迁移所带来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和地理、行政空间不相整合的状态。 对象化研究者重要且有效，限制研究视角点清研究方向。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通过"在场"达到的，而不要企图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所以在对于ED的探索里，我也应该试图通过剖析自己来展示一个研究具体的点，用一个社区内个体的视角来展开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描摹。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还是要从"关系"出发，而不能仅仅用某个侧面来书写群体，扁平化的书写会造成更大的误解和偏见。 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这个“关系”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上所说的“关系”不同，它既不指事物在一个思维秩序中的相对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联系”，而是有独特内容和含义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我将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社区的型貌，表现他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 福柯所说的权力也是一个道理。权力的本质不是一种固有的资源，它产生于关系，表现为关系，我们一定要在关系中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不同人的不同关系，我们也将发现，特定权力关系出现的概率将随人出现明显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有没有”权力的概念。在温州话中，也有“背厚不厚”的说法，“背”即背景，似乎它真是可以长到行动者的身上的。 "回到事实，"认清自己作为人类学者的局限性。 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
看到《十三邀》邀请项飙的访谈，找出来这本书，刚好解答了一个从北京来杭州的“外来者”的众多疑惑，解释了过去10个月里的各种不适与冲突。 来到一个相对闭塞的温台文化圈里，我感到无所适从，家国情怀在这里简直是天方夜谭，长久的合作意识也抵不过眼前的利益分割，他们在任何问题面前都有众多解决方法，无论是否合规，只要符合利益，他们用自己的规则来理解一切规则。起初听到“鸡毛换糖”时，我并不能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浙江人的“无中生有”是可以把不毛之地变为世界中心的神奇，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异曲同工。但是更加伟大的是，美国造就了一个拉斯维加斯，而浙江造就了N个世界中心。义乌、乌镇、温州、横店……这些名字的前面只需要加上“中国”，根本不用出现“浙江”，甚至可以直接挺立在世界面前。而到达“鱼米之乡”的浙江之前我如何都不会想到这里原本资源匮乏，很多人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出门打拼、远走他乡。 几乎所有在浙江生活过的朋友都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劝我回到北京去。其实第一天来到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感到它的不同，但是又无法拒绝好奇心的引诱，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纠结去留的时刻，一边探索观察周遭，一边读完了这本书。刚好与之前在江苏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呼应理解。从前一直以为浙江与江苏是类似的，现在发现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虽然生长在温州，但是项飙已经不能够被称为典型的“温州人”了，他以相对客观的眼光观察研究了北京“浙江村”的独特社会形态与生存现象，很感激他语言的优势得意帮助其更好地完成这篇硕士论文，也有人说他一生都难以再写出这样的作品。 18岁保送北京大学，20岁开始研究北京“浙江村”，6年的持续研究后完成《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本科论文题目叫《悬浮群体》），牛津大学特邀免考读博。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获2008年安东尼利兹奖。作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飙从2004年开始做有关东北移民的研究，非常期待看到这份成果。
怎么办，好紧张，项飚成为我偶像了。 做社会科学，就我的粗略了解而言，费孝通先生做得好，其次就是项飚。他们都是从地面上看人类，人物活生生的，文字活生生的，理论也活生生的。最让我敬佩的是，不仅调研深入扎实，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反思，仿佛一缕清风，一扫当今学界浮躁的气性。 浙江村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1983年后不断有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涌入，租房经商，主要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渐成气候，最终形成一个影响全国、辐射东欧和俄罗斯的服装市场。项飚对浙江村作了长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浙江村是一个有别于西方隔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贫民窟和族裔飞地这样的社区，也不同于族裔经济区——一个单向的内聚过程，内聚又导致了封闭，浙江村是一个“越聚合越开放”，不能用传统社区理念解释的社区，是一个 “新社会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 “乡—城移民”从原有的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的群体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项飚用“传统网络的市场化”来解释这个新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即以传统网络为基础，不断引入市场规则，将它转化为一个内部市场，简单地说，就是亲朋好友一起出来搞生意，我生产，你销售，彼此之间由单纯的社会关系发展成紧密的经济关系，逐渐壮大后，在全国建立起一个流动经营网络，网络的一端是生产批发基地浙江村，另一端则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卖衣服的浙江商人，不仅如此，布料市场、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主要是由浙江人把握的。这也是“越聚合越开放”的意思，经济系统内聚于浙江人内部，也因此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流动经营网络，并辐射东欧和俄罗斯。浙江村的形成依赖于一套独特的流动链规则，劳动力原则，能人原则，自己人原则，三者依次递进，一开始浙江村内生产人手不够，便从家乡招来许多年轻劳动力，这便是劳动力原则，后来剩余劳动力不足了，自己的生意也壮大了，便想寻找有能力的搭档或合作伙伴，这时是能人原则，最后发现还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最可靠，这时又遵循自己人原则。除此之外，浙江村内部产生了帮派组织，还形成了自己的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因此，浙江村这个从原有体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社区，就成了项飚称作的新社会空间，或者“非国家空间”。 这个非国家空间，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项飚给了这个空间，这群人一个十分高的地位，认可了他们的社会创造过程。 而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身不由己，但我们同时又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在这个结构中不断创造着新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的塑造，对社会的改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空间。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本书读得不容易，但是太值得了。 本来想写两句话就去睡觉，但是心里一直不能平静，毫无睡意。 如果要说收获，这本书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还是认知思维的改变，无论是商业思维，待人接物之道，还是治学态度。 浙江人凡事讲究实用，对商业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处处都能看出做生意的门道，也习惯将种种事情换之以生意盈亏的逻辑。浙江人的发家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摸爬滚打”史，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何种失败来临，他们都不会被打趴，哪怕是我们读者对那次“大清洗”捶胸顿足，以为大势已去，再无翻盘的机会，他们也能卷起铺盖，从头再来。抗摔抗打，能吃苦，不怕折腾，有冒险精神，“豁达又命硬”。 全书提及最多的概念大概就是“浙江村”人对“关系”的强调了。人不是活在真空里，人活在关系里。关系能成人，也能败人，怎么运用，分寸的把握，是门艺术。“浙江村”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关系的艺术”让我从自我的世界里跳脱出来，在真实的世界落了地。 不得不提的是项老师的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费老的书也看过两本，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项跟费讲述方式的区别，项的方式更加有诚意，更尊重被讲述者和阅览者，也更尊重讲述者，即自己。而且从客观结果来说，项的讲述方式使得阅读门槛更低了，因为中间穿插了大量具体细微的真实细节，深入浅出。本书最后一段我读到几近落泪，“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只有实实在在读了这本书的人才能明白，这不是一句走过场的漂亮话，而是他内心最真实所想，并且，他也是这样做的。项飚有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诚实而勇敢，有孩子般的较真劲。真好，晚安。
阅读的No.1本社会学、人类学书籍，前序后序读了两遍仍觉得没完全消化，外出手机输入勉为其难地写书评，是感觉这本书的阅读量和关注度太低了，而作者通过本书展现的思考过程、思考方式以及思考角度，揭示的现象与本质，问题与意识都极其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常值得一看。 温州人自70年代中期到公元2000年间的跨越地区、身份、制度的勇敢尝试，是乡土中国的中国人的一次飞跃尝试。 早在78年前，温州人便找机会四处做工，主要是木工和弹棉花。GGKF后，部分温州人来到北京，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过度匮乏、僵硬的市场一经打开，势不可挡，温州人用亲友织就的细密而结实的网络以包围之势席卷北京，在京南城乡结合部展开生活，一度有10万之众。 令人惊叹的是，随着他们京城生活的不断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税收源泉，也渐渐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区域，形成了一整套duli的社区生活模式体系。菜市场、幼儿园、诊所、公交车、自建住宅，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这一过程伴随着他们与当地居民、市场管理部门、治安管理部门等多个领域的交手与交锋。他们如同悬浮于社会之外的一处新领地，始终与整个社会有巨大缝隙和隔离。 值得思索的是，这样的自我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他们在体系之外的jiji之举。为了有效地生产经营，自筹资金，minzhu xieshang，统一规划修建住宅区。自建大院内劫匪横行，帮派林立，他们成立保安队，通过大众chouhua 协商解决anquan问题，里面的“大人物”受众人拥戴、huajie纠纷、调停事务、集中意见、执行公决，担起“浙江村”内“乡绅”之责任，且卓有成效。在市场形成规模后，自发组织“爱心工作组”，服务市场顾客，提升市场形象。他们似乎将走出一条可期待的道路。 后来，在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中，“浙江村”的大院被拆毁，市场被规范的shangchang取代，当年的家庭作坊小boss乘上了super漂亮的航母，失去了灵活机动的市场mingan性，更为弱小的boss们被航母甩出市场；当年以威望yinling“浙江村”的大人物们，身上的光环与归顺程度成正比，渐渐褪去了原来的草根性，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26岁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作者对自己跟踪6年的社区抱着金色的希望，不曾想艰难跃起后它便迅速坠地。 分明是本当代的书，却有深厚的历史感，一本值得仔细阅读的书。关注了作者后续一些研究，很有启发。
非常好看的一本书，项飙老师真是社会学家，仅仅是硕士论文写的就可读性这么高了。看完这本书，再配合上一本看完的《金冀》，对于做生意有点了解了，不是要去做生意，而是我一直以来的思维都不是做生意思维，总是计较得失，计较小利，这样也难以获得客户的信任吧。这本书看完，对于温州人更了解了，温州人敢于冒险、很会吃苦、点子多、愿意帮助同乡人，所以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敢去外地闯、去国外闯，还是非常佩服的，类似会做生意的我印象里还要福建人和潮汕人，应该像他们这样做的好的学习，虽然我不做生意，但是可以学一些他们的生意思维。总之是收获非常大的一本书，以后还可以再重温。
阅读期间，这本书曾被系统自动贴上一个标签——总有一天会读完，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还挺快。 整个阅读过程中，我的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结束后恍惚不已。初识“浙江村”人时，了解他们的一天，了解他们从家乡到西北，再到北京的迁徙之旅，了解他们的生意经，心情是很兴奋，也很受刺激。对他们当时抓住机遇就能大干一场很眼热，甚至跃跃欲试。脑子中想的都是只要我够勤奋、够踏实、够执着，总能分到一杯羹。然后就开始盘点当下的机遇，一度对自媒体有些上头。 随着阅读的进一步深入，随着项老师一起追溯“浙江村”人进京的时间脉络，从1984年起，“哥伦布”们初到北京，坐着公交车，随机选择了一处偏僻但又紧邻市区的地方，开始落脚发展。经历着亲友传导的快速发展阶段，而后进入乱中求发展，紧接着迎来大驱逐，以及大驱逐后的“劫后逢生”。在这长也不长的发展周期中，我们一起探讨了“留下的”与“离开的”的境遇对比，也在这里感受到了亲友圈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生活的多面和立体性，有生意场上的风声水起，也有居住环境的动荡和不安。有和和气气的交易合作，也有欺诈和压迫下的无奈。有村内人之间的交往，也有与北京人生活上的合作和对立。特别是关于“系”的讲解，以及“大人物”在调解和生意场上的角色和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都让小小的我感到不安和失控。 再到后半部分，重笔墨介绍的盖商场和租柜台，租地和盖大院，算得生意账很让人兴奋，甚至生意场上的玩法搞得人晕头转向，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资源方的有意营造的局面，原来倒买倒卖和饥饿营销在生意场上如此普遍。我们看到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得意识到有些人已经赔的倾家荡产。都说风险和收益对称，其实也未必，有更多信息可以大大降低风险的概率以及影响力。此时的我，对这些敢作敢为，行动力极强的生意人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 结尾处的大驱逐，以及驱逐期间对对方关系和利益的分析，大院主和商场主的合作破产，温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间“条条块块”的权利交错，大院主与本地利益团体的关系绑定，再到驱逐后再次回归后所建立的新的利益格局，非常戏剧化，也非常现实。属地意识，利益捆绑，长远来看，这些关键词被这次大驱逐洗涮的熠熠生辉。而在这些大动荡中，危如草芥的个体经营户又有谁能看见，有谁会在乎呢？南来北方，兜兜转转，唏嘘和嗟叹永远不会熄声的，我们这些蝼蚁得一直拼命跟上局势，勤奋是基础，聪明地维护关系，不断思考新的迭代，才有可能进入赛道，与成千上万的同行者一起竞技，攫取一些剩余价值，喂养我们各自的欲望。 最后的最后，关于”跨越边界“的理解，项老师说，这即是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又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的。于我而言，这更像是从“单打独斗”到“群策群力”需要跨越的“边界”，从思想上到认知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先奋不顾身跳进去，然后找到自己“聚类”的圈子，去折腾吧。
一个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现象 带着身体的记忆与感受，看的这本书，最近在B站常看“乍聊老西”，他做的西安自改革开放后的编年史，得到了很多西安本地人的认同。西安的李家村，在友谊东路，距离城墙不远，是西安第一批宅基地盖楼，为外地人提供租住的城中村。我爸都给我聊，90年代，当时都是浙江人在那里做生意，本地人都去李家村买衣服，物美价廉，除了卖衣服，附近的其他外地人，不断改进餐饮。逛李家村，就和大集一样热闹。可是，回忆被当作美好的时候，就说明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地政府先是盖了服装市场，不断地将地摊商户赶进市场里，收取租金。最后，万达商场盖起来，看似接轨现代文明，实则不受本地人认可，许多人还是以实用的角度，更看重衣服的质量，对品牌溢价嗤之以鼻。消费主义，让大多数对服装的观念从耐用品转变为消费品，能耐穿几年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牌，其次是潮流。如今来看，万达广场成为西安诸多商场中很普通的一个，除了楼上的海底捞和对面的绿树电竞，没什么额外的印象。 西安的大多城中村，从分税制改革，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之后，慢慢兴起。外地和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寻找机会，不断扩建的宅基地，成为了第一个落脚的地方。遥远的大都市形象，以及更便捷的税收方式，使得政府觉得大有可为，将城中村一个个拆掉，把人们赶上高楼，取而代之的是高溢价的地价和房价，让一些外地年轻人过早背上房贷的重负，进入一场不公平的金融游戏。除了经济原因，城乡管理也有本质的差别，农村人互相认识，家族大的领袖容易成为全村的“精英”（而非书中大人物），在自上而下的政策面前，有一定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拿计划生育而言，农村的执行情况比城市要更差，个中存在些原因。相对而言，城市中个体更加原子化，除了厂里分房的情况，一栋楼里大多互不相识，面对政策或者物业的恐吓下，很难形成一股合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cov-19的三年，流传在互联网中，城市发生了太多离谱的事件，有人敲门，都需要从网络上学习自救的办法。城市化下，农村不断为城市贡献年轻劳动力，老年人和少数孩子遗留在家，一方面他们是互联网中“失声”的大多数，另一方面他们是对政策最心存敬畏的群体。即使政策多么不合理，只要雷厉风行的通知下来，只有忍受别无他法。 回到书中内容，浙江村为北京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为亏损的国企及时止损，为有关部门提供创收，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估计可以占据丰台区GDP的50%。但是，这些贡献大多是隐形GDP，而非可以在政府报告中炫耀的显性GDP，所以他们只是底层政府的香饽饽，而不敢扩大宣传。正规化和社区自治化一直在进行中，因为制度的壁垒，使得这一进程困难重重。最终，媒体的污名化和国务院的批示，使得这一边界中的试验田成为书中的记忆。书中的理论部分，最后提及，以福柯抽象“关系”视角，在关系中看待权力，是对全书点题的一笔。权力不是“服从”，也不是“占有”，是对经济之外的讨价还价能力。书中的刘世明算是浙江村内的“大人物”，在燕郊做决策之时，刘世明提议留在燕郊，可大多人相信“大清退”只是政府一时决定，他们选择搬回浙江村重建大院。可以看出，刘世明的权力在顺势的时候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逆势的时候权力就虚无缥缈了。 跟熟人合作做生意常常做不长久，第一，两个人有利益冲突，不好意思撕破脸皮说到底，大多人还是无法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或者不愿意为对方着想；第二，两个人的“圈层”重合性会越来越高，成为公司发展的瓶颈。解决方式，第一是和平分手，重新选择有保障有信誉的新的伙伴；第二是建立“可解决问题”的公司制度，让问题暴露出来，而非掩盖住。
🌻🌻🌻阅读笔记 ①北京“浙江村”生活纪录片人情世故人间烟火创业发展故事集，真实接地气，无过多粉饰溢美之辞，兼具专业性务实性实践性。 ②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人对自己全方位的客观熟悉认识为重中之重。 ③工作时尽情尽力辛勤劳作，休息休假时尽情松弛休养生息，张弛有度劳逸结合，此乃劳动人民应具备的生活大智慧。
当之无愧的“神作”，不亚于看完一部大型经典连续剧。 读得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将近一个月才读完，笔记字数1w+ 作者的写作水平看似并不高超，但读起来处处自然通顺，节与节、段与段之间结合紧密，相关性强，毫不生硬。可以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纪实作品，还可以是项飙老师的调查报告、田野笔记和访谈记录。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本书的文体归于何类，事实上也不需要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每个读者从中获取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于我而言，我在阅读过程中学习的是一位人类学学者如何进入田野，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对话和交流。在书里，很多时候是看不到太多理论视角和学术黑话的，这是一本接地气和有人味的著作。 在书里，我看到上个世纪末尾的年代印记，看到流动人口如何离开家乡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扎根生存，我看到他们复杂和矛盾的内心，看到人际网络和关系体系如何在“跨越边界的社区”运转。 同时，我也更能理解温州人为什么会做生意了，他们有远见，有财富眼光，发现商机就勤劳勇敢地去钻研，女性男性都很果敢。一家做起来了，会互相带，互相分享，互相介绍，互相帮忙，由地缘关系支起链条式的牢固网络将他们串联在一起。 在流动社区研究中，浙江村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样本，前前后后有不少学者进入过这个空间，也出过很多成果，但项飙老师这本书是具有不可超越性的。他的身份、同乡关系、所处机构，都为他做这项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老师从进入研究领域时起，就已经开始奉行了。
这部神作想要吹的地方确实挺多，最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研究的成果，即浙江村这种流动社区特点是“聚合性越强，内部冲突也越多，它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也越高。”这个和“移民聚居区”的一般想象很不一样。在以往的研究中， “移民聚居区”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封闭和独立性。比如唐人街，抱团的过程中，人们所能运用的组织资源只有老家的家族地缘等关系，所以唐人街往往是中国流出地社区组织的“移植” 。这就更使得它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浙江村特点是“聚居区的聚合，内部冲突和对外开放是三者的统一， 聚合、冲突和开放的统一，并不是仅仅说它们能“并存” ，而是，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是因为聚合而冲突，为了开放而聚合，依靠聚合而实现开放 。” 比如浙江村的人做生意虽然带熟人，亲戚一起做，但带“ 自己人”绝不意味着不和外人合作 ，相反，他是为了增强和外人的合作能力 。人们并不是聚成一团再一致对外 , 而是对外和内聚交错，相辅相成，最典型的是“浙江村”还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全国的范围内形成了成熟的市场体系 。他们的用人，服装进料，生产几乎“外包分工”给其他地方了，不出门便可做天下生意，不仅是嵌入和联结了已有的社会内容，更主要的是构造出了一整套市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社区聚合特点造成的。以此才能发展他们特殊的市场创造能力，以及融入能力。 想进一步说一些不同意项飙老师的点，首先项飙老师太突出了浙江村的独特性，但重点在人际互动特征上，那地方性的种群认定，这种独特性到底怎么就建构出来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搞明白，就不能说明“浙江村”消失的问题，如此独特，社区最后又怎么消失呢，问题是出在社区与外界的联系么？因为事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但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丧失。 无论怎样，根据周雪光对于社会组织分析看，很多社会力量并没有在统合主义体制中那样谋求国家许可，以获得垄断资源，社会利益的诉求渠道也大多不通过这些社会组织，社区，而是更多地谋求嵌入国家体制，直接与体制嫁接，或与体制内人员建立私人联系，其实最后看到项飙视野下的浙江村也是在慢慢和北京政商秩序同化的，社区独特性也在自我发展中遇到“他者”而异化，扬弃自身的…… 也有人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化的样本经济体，当作地方化的市场行为，和传统的资本秩序不一样，或许我们可以看作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再或者看作波兰尼式的“嵌入”，这只是人类行为的互惠，亲缘关系嵌入了交易网络里，但个人认为这更像是“前资本主义”发展节奏，项飙不断提到的家庭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就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比如英格兰和荷兰建立了允许在大型团体里拥有投资所有权的法律协议，例如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作关系。除了能使业主获取他们投资的社会回报之外，这些法律协议还使得毫不相关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开创业务。通过法律体系而执行的合同能够填补社会缺乏家庭式信任这一空白。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它通过汇聚大量投资者的资本，而使公司的增长得以超越单一家庭，所以那些认为依赖社区关系，家庭关系而发展特色社区经济，以此和资本传统模式划分界限的可以消停了，浙江人只是因为市场不成熟，信息不对称，更是因为产权不清晰，所以可以发展这种特色社区经济模式，只要产权清晰，市场经济信息透明，他们家族生意，社区生意很难做起来，如美国，产权体系早就确立起来，即便是家庭生意，通常也合并成法人实体。但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因为几乎没有产权保障可言，家庭商业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整本书还是可以的，但希望读者更多结合自己实际社区经验批判性看待此书，多多“把自己作为方法”，结合本地实际经验深入解读里面的结论
矛盾的增多，促进了圈内权威（裁决者）的产生。 大家都很明白，越是民间，越要挂靠。 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 在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只靠“合同”而无“对弈”是不能达成真正的整合的。 “人总是喜欢和讲得来的人在一起。但是生意也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既重叠，但又可以分得很开。 我一是真想把执照办下来，再一个呢，你这样热心，别人要查的时候也不好拿你开刀了。我前前后后去东城区工商局一共跑了21趟！里面的人我是认识了个遍，但就是不批。1987年9月25号，十三大开过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公报里有“中、小企业可以出租”这么一条；我当即拿着这份报纸去找工商局，他们这下没话说。说要再问上面，让我等了两天，最后真破例给了我一个执照！ 多数市场往往是经历了教训之后，才意识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 越是早期小规模的饭馆，它的亲友和生意关系分得越清楚。越是大的，它的顾客范围越广，却越要把这些顾客都搞成“朋友”的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 至少在1995年以前，不满和不信任，是“浙江村人”对这里公安系统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