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员工因疫情，长达一个月被封控，要抢食物，隔离点像狗棚，发烧没有药，所以他们被迫从厂区翻墙，今天连夜走高速公路徒步回家。中原地区的重重苦难，非经历不可想象。 布尔迪厄的这本书我已快要读到末尾，大言不惭的说一句，书中所描写的苦难，1980年代法国人所经历的痛苦，我都在自己和家人的经历中听过、看过、经历过。 苦难是什么样子？就是布尔迪厄这本书的样子，厚，密，多，读完一个又来一个。你为他们不甘，甚至埋怨他们怎么这么蠢，为什么看不到结构和符号暴力。可到头来呢，他们只是打碎了牙捱过一个又来一个，然后血淋淋的把苦楚吞到肚子里，嘴上只能剩下“软弱的抱怨”。 这个世界真是变了又没变啊。就像小时候我听奶奶讲她怎么躲“日本鬼子”，听姥爷讲他怎么捱过六四年饥荒。大一点了听爸爸讲他怎么从厂里下岗，妈妈讲她今天干活儿又受气了。现在听同龄人讲失业和赚的钱不够花，刚买的房就烂尾了。 哈哈哈哈哈草他妈的，这个傻逼世界。
实话说，当历经12天看完80万字的这篇社会学著作，然后又用几乎一整天来回头看，始终觉得无比的沉重。布尔迪厄的田野调查，似乎让我回到了26年的记者生涯。阅读的过程也几乎是一直在回望寻找的过程，在这篇著作中看到了自己跟同事一起乘台里唯一一辆吉普车经过盘旋山路，去到淅川县最贫瘠的山村盛湾镇白亮坪村，看到衣食无着的他们讲述他们的生活，完成专题片《许给大山的男人》；看到了“阳光家庭”里那些艾滋病家庭遗孤在草坪上嬉戏，却在课堂里被同学嫌弃；还看到自己冷静采访，那个年仅19岁残忍的杀人犯赵勇终于在临刑前流下为时已晚的悔恨泪水，专题片播放时的街道几乎是同一个频道。布尔迪厄说他听村民讲柏拉图所说记者是“冒牌学者”(doxosophes)，只纠缠于表面现象，这些研究表面现象的“自称学者的舆论工匠”貌似有知识。确实，一个有良知的记者要向一个合格的社会学家进发，要超越表面现象，对于人们的自由及其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合理愿望的无数侵害，就必须追溯到其经济的和社会的真正的决定因素。尽管世界苦难是常态，期待希望永在，总要有人发声，致敬布尔迪厄。【2023.06.05《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No:052】
出身优越的学生能够从家庭获得明确的地位感，每逢拿不定主意时还能获得励志的好榜样和忠告。他们因此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全力以赴，学科对头，学校对头，班级对头，等等。与之相反，来自最贫困的家庭的学生，尤其是移民的孩子，往往难逃自生自灭的命运，从小学后期开始，他们就听凭校方的诫令和偶然性的摆布，只为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们被迫不合时宜地和逆向地运用自己的已经很微薄的文化资本。这里涉及的是文化资本的传承以外的诸多机制之一，它导致水平最高的学校，尤其是那些向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位置开放的学校，能够跟过去一样继续鹤立鸡群。这个教育体系既面向所有人，又为一部分人有所保留，它的绝招是把“民主化”的表面现象与再生产的现实结合起来。这种再生产完成了高水平的掩饰，同时也取得了在社会上合法化的更佳效果。—布迪厄《世界的苦难》
🌻如果尚未获得财务自由人生自由精神超脱不建议看这本书，太沉重，忙着理清自己的人生又哪有多余的心思精力能量去看见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无疑是含量极丰富样本比较全面宝贵的访谈记录资料合集，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普世读物而言得等到最恰当的人生阶段和时机再来翻阅，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未饱经沧桑便读不懂苦难书。 🌻社会学者需恪守的自律格言/准则：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看见理解包容不共情冷静理性客观真实本来面目，不为情绪所困，不为主观局限。做完全的旁观者观察者与调查记录者，冷眼旁观，心有温度。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物理世界所隔山海，而是精神世界人心与人心之间浩瀚无垠的差异心理疆界。 🌻访谈对话交流实录形式，读来热气腾腾人间烟火气集中，代入感极强，但又有点索然无味，细碎真实需要极大兴趣和极强耐性否则看不下去，对底层苦难大众的私生活和人生经历成长经历缺乏兴趣便仿若沙中淘金。 🌻只泛读了已经有过亲身经历的极小部分章节内容，其余的缺乏阅历经验其实也读不懂，需要更合适更恰当的时机阶段再读，世间百态，众生皆苦，在其间寻觅自己的身影，咀嚼体味。
布尔迪厄及其他22位合作者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的田野调查之作，重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法国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是一部囊括了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法律的个人史佳作。 访谈文章结构多为被访谈者背景+访谈实录，访谈实录部分平铺易懂。 《不同观点的空间》中布尔迪厄提出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神圣的观察视角，让位于多重视角，允许多种观点共存，甚至竞争。 《场域效应》聚焦于贫民窟/贫民区，国家的撤离导致公权力从与贫穷抗争的工具变成一部针对穷人的战争机器，讲述了身涉其中的处于底层的普通人、政府援助人员面临的体制内部的矛盾等。 《正式工与临时工》主要描写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各类人群所面临的工作/失业危机。 《局内的局外人》聚焦于教育领域，描写了当时学历贬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描写了教师和学生两个视角面临的困境及第一代大学生的窘迫。 《矛盾的遗产》主要描写了在时代变迁中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宣的。”
20230329-RMN288《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皮埃尔·布尔迪厄 布尔迪厄是社会科学家哲学家。 他的作品涉及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认知科学。 本书历时调查3年，是欧洲版的NHK纪实文学。此前，看日本NHK有关养老、就业、女性、婚姻、无缘死主题类纪实文学深受震撼。希望我们的央媒能学习借鉴这样的纪实栏目，为促进社会发展真实报道采访，不要搞主旋律工程，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从发现问题开始，以解决问题进步，歌颂历史是无法前进的。 ◆ 习惯理论-资本 场域 习惯 布尔迪厄范式，总结为“资本”“场域”“惯习”的概念三部曲。 习惯理论。也可以说任何主义的社会都符合同一个经济规律和发展周期。不以领导者和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就算酒神人格的领袖提出“黑猫白猫”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云云，也都是同一个婴儿，只不过换了一盆洗澡水而已。 书单：调查-田野理论实践 《遇见布尔迪厄》 ◆ 关于就业：正式工与临时工 “葡萄牙有好多人讨厌共产党。在他们的……在他们的殖民地里，共产党祸害不浅。我是反共的。等我到法国以后，新秩序派是唯一真正反共的。新秩序派不怕……不怕表明民族主义的、反共的立场。” 玛丽的政治立场代表个人，和她一样的阶层在各国都有，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历史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过反腐纲领的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后疫情时代，世界都慢了下来，经济滞胀和失业率攀升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前有阶级斗争史，未来会如何化解矛盾问题，如果社会制度殊途同归，那这七十年算什么？如何评价进步先进性？ 任何社会伟大复兴都是需要能量基础的。欧洲能诞生文艺复兴是几代开明文明输入自由进化孕育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高速发展是“黑船来袭”数代史节搬运工积累的；中华文明输入海洋游牧文明后并未出现过复兴，甚至明代弱、清朝断根、文革倒退，错过了许多历史机遇，现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许多问题没能好好解决，滚雪球吹泡泡混迹至今已经无路可退，好走的路已经走完穿越隧道般的至暗时刻不知还要多久？读社科历史书籍，访谈纪实频道希望能帮助顺利度过余生。 Susu于京 2023.4.16
久仰大名。带着崇拜和赞叹费劲地读完人生中第一本布尔迪厄，终于知道我导师的偶像为什么是他。对于没有经过太多学术阅读训练的人来说读起来比较费劲，他的东西太高深了，除非同时带着经验和理论，不然太难理解了。布尔迪厄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直刺社会结构、揭开边缘群体、划出人类苦难。他所关注的空间、场域、临时工、教育、国家、家庭问题，无一不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已经被麻木规训的，看到他用大量生命分析这些结构和问题，感动于他社会学式对人类的悲悯情怀。 我们是苦难的一角，每次看到社会学家关注能碰到自己的一角，总有觉得有救了的错觉。但他说：“揭示造成生活痛苦甚至难以为继的机制，不等于将其消除；揭露矛盾不等于解决矛盾。”想起我的毕业论文，苦于提不出觉得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对策，导师说，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把一个真问题揭示清楚。这正是社会学的迷人之处吧。 因为我们依然相信，“这些真相即使是不完整的和临时的，也能够提供唯一的理性手段。”
世界的苦难，不论过去现在，这里那里，如出一辙。详实多面的访谈记录，敏感细腻的分析触角，我们看到个人的独特经历，更看到由这些个体困厄汇成的集体命运。 移民、住房、工作、教育、代际、社会福利，这些苦难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个体因素的催化下日益迫切。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断变大的“我们-他们”间的鸿沟，不断封闭的群体；基于经济、文化资本和语言资本的阶级固化；晦暗不明的规则，看清却无力的参与者；资本规则下撤出的公共服务。每样都这样让人感同身受。集体的苦难一定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背后潜藏着社会的症结。 “本书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最后一章《理解》里布尔迪尔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详细论述，关于什么是“真实、客观”，不论是作为学术方法论，还是作为看待世界的一般性方法都非常有启发性。
看完只想骂人，这🐷一样的世界，🐷一样的人，却被🐷统治着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事物、观点或人时， 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感到惋惜、嘲笑或憎恶。 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去深入思考，去探索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理解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和多样的人群时要保持谦逊和包容，以促进更好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立在个体面前的高墙 教科书+百科全书级别的田野调查著作。布尔迪厄与其他22位合作者访谈了数百人，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本厚书浓缩了社会众生百态和学者们敏锐的分析，厚重、广阔、深刻。虽然原作出版于1993年，访谈对象大多是当时法国社会的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但本书所记录的包罗万象的困境并不因时空转移就显得过时或不适用。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我尝试把每一篇受访者的身份列出来，发现本书涉及了新移民、老市民、廉租房住客、公寓管理员、小职员、失业工人、工会代表、青年混混、小店主、流浪汉、成瘾者、基层警察、小剧场演员、法官、零工、留守老人、社会运动者、收银员、第一代大学生、农民、政治记者、小学教师、残疾人等等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本百科全书。当这些各行各业、处于不同阶段、不同处境的人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时，我们能从中读到的远远不只是个体的经验，他们遭遇困境的原因也绝不仅是个人的不争气、不努力，或者不慎歧途。我们从他们的经历看到的是时代洪流对渺小个人的裹挟，是社会结构性的不公在人们的可能性面前立下了包围的高墙。 第一部分“不同观点的空间”通过对处于相同物理空间中的不同群体进行采访，把他们各自的处境、立场、观点进行并列和对照。这些空间中有很多是整个小区已经因外部经济和社会原因而走向衰败的大型居民区或廉租房区。消失的工厂和解雇的浪潮带来贫困，随之而生的就是吵闹、斗殴、公共财物损坏，环境的不安全和个人的耻辱感让当地居民充满失落。 另外还有居住在同一空间的移民与本地人的相互不理解，种族歧视与排斥如影随形，而当我们读到各执一词的双方故事，就能体会到章前所说的“互不让步、互不妥协的观点都各有各的社会理由。”而这些被放弃或遗忘的空间，用在第二部分前言的话来说，“（它们的）确切定义是一种缺失，以国家的缺失为主，加上随之而来的各种缺失，即警察、学校、医疗机构、社会团体等等的缺失。”正是外部环境造成这空间的衰败和混乱，而这些衰败和混乱又影响着个体的生活。 第二部分“场域效应”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社会空间。这部分的前言写得有点复杂，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感觉意思是在等级化的社会中，物理空间其实也是显示着等级划分的，拥有资本的多少影响着对空间支配的能力，而无资本者就只能与代表着社会资产的空间保持着物理的或象征的距离，“被迫与最不受欢迎和最不稀缺的人物和资产为伍。缺少资本使人倍感受限，因为它把人拴在一个场域之内”。在这里，把人限制和困住的空间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贫民窟。在书中举例的美国黑人贫民窟犯罪和暴力猖獗，工薪劳务市场凋敝和社会救济极度短缺导致当地居民“只能投入非正式的市井经济活动”；行政体系失效，提供安全、住房、医疗、教育、法律等公益机构纷纷退场。在“国家撤离”的部分专门讨论到国际及其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如何加剧贫困者的困苦。 这部分的受访者包括混混和流浪汉，他们在充满穷困和危险的贫民窟成长，在进入劳务市场受挫，通过“市井智慧”靠着坑蒙拐骗求生；也有“尽管缺少全部必要的手段，履行所谓社会功能的小公务员们”，包括警察、基层官员、社会工作者、赤贫学校的教职员等等，他们在日常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时总是充满无力和被抛弃感，作为螺丝钉的个体根本无法在社会机器的轮转中改善什么。 前两部分已经写了这么长的读后感，后面的部分就不一一写了。总之全书的众生故事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苦难绝大多数时候都并非个人造成的，社会结构性的不公、时代发展的转向总是轻而易举地搅弄个人的生活和命运轨迹。 布尔迪厄还在本书的结尾以“理解”为题写了在调研活动中的采访策略。他提到了“无暴力”沟通的目标。在这些调研关系中，采访者的社会地位往往高于受访者，双方在文化资本方面是不对称的。就此，好的采访者应“尽可能减少调研关系中的象征性暴力”，其实就是尽可能地深入理解采访对象，把握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理解影响其所在社会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机制，把握其“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和特殊轨迹相关的心态和社会环境”。有时受访者会在采访者的提示和建议下藉助采访进行自我表达、审视、申辩、澄清，“作出见证、发出声音，把个人经验变为公众经验”，而采访者应在理解的基础上静候条件的发生，或仅作自然而然地沟通提示，而非带着先入为主的立场和默认的目标方向刻意引导，甚至强人所难、道德绑架。
《世界的苦难》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豆瓣9.3分，个人推荐8.9分 1993年，布尔迪厄的代表作《世界的苦难》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它的价值更在于学术之外和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影响。当代社会有何苦难? 它的根源何在? 这些社会苦难在哪里? 如何去揭示在大众面前？而布尔迪厄身上所体现的特质。也就是把这些当成了一种使命去完成的精神，其中所体现的学术操守和道德关怀，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如此说。 《世界的苦难》这本书并不难读，分为上下两册，这是一部非常好读的“聊天”笔记，布尔迪厄以“个体的苦难”展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在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并不可信，布尔迪厄所展示的就是一种无力挣脱也无力去说的的苦难日常，布尔迪厄在书中和上百人聊天对话，这些人身份千奇百怪。 一对流浪的伴侣，一群在工厂中想要获取正式待遇的临时工，一位女警察，一位基层法官，上夜班的女工、失业和退休的人、失败的生意人等诸多故事。 流浪伴侣的家，紧张的生活，住所洁净，把蔬菜分类保存，把床单被褥叠的整整齐齐，这恐怕是他们用近全身力气来能维持的尊严。上夜班的女工最大的危机是每个下班的夜晚。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布尔迪厄让受访者自己来讲，不再是新闻媒体等各方的编辑剪辑说话的权力，让受访者自己提出核心问题。布尔迪厄大胆地谈论自己“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充满狐疑,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 布尔迪厄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说社会学家就是要寻找出不平等背后的逻辑，这些规则是可以被发现的。还有为什么要关注资本的传递（transmission du capital），这是理解富人为什么总是能过得好的路径。尤其是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人，比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的人总是会被认为很“优雅”，这种优雅正是反应了文化资本上的分配差异，试问一个人没有好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学校教育，又怎么能够拥有语言资本？ 《世界的苦难》最难能可贵的是，苦难并不是以一个人为终点的，当它开始蔓延时，就是世界的。 曾经一群工人创造了辉煌，但留下来的只有荣誉，工厂时代结束后，他们仅有的尊严挫灭在困顿的生活里，恨年轻人不进工厂劳动，恨他们不思进取，恨不能继续进厂保卫自己的果实。 他们体验过知识的匮乏，敏感权力带来的威势，他们寄希望下一代，这种苦难体现了社会集体的衰落。 又回到了是什么造成世界的苦难这个问题，布尔迪厄的的调查写作是出于回击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问题，威尔金森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中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以及，苦难包括了“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苦难并不只是不可描述的感受，是个体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结果，它难以避免。 当然，他们有苦难，但是……他们毕竟活着，活得实在，并不虚幻；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卡拉马佐夫兄弟》 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平凡的世界》
揭示造成生活痛苦甚至难以为继的机制，不等于将其消除；揭露矛盾不等于解决矛盾。但是，人们尽管可以对社会学信息的社会效果存疑，它起到的作用却不容否认：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宣的。 科学既不是被滥用的说教式的理性主义，也不是反理性的虚无主义审美家的不作为，它满足于可以从俗常看法和思想定见(doxa)获得的真相；这些真相即使是不完整的和临时的，也能够提供唯一的理性手段，以便充分利用留给自由——即政治行动——的活动余地。 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有办法摆脱技术官僚制度的倨傲态度——它声称为民造福却罔顾人民意愿——并且摆脱对需求的裁决全盘接受的有蛊惑作用的顺从态度，无论这种裁决是通过市场调查、收视率，还是通过支持率做出的。 的确，“社会技术”发展到今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经熟知什么是表面的需求，什么是实际的或者可以轻易满足的需求。可是，一种技术可能变为形式上合理的蛊惑煽动的工具，例如民意调查便是一个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的简单手段。 社会科学能够有效地提醒这种局限性，可是它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很难对抗政治家的一种倾向：为了确保自身成功而满足肤浅的要求，政治从而变成了经过伪装的市场营销。 “只要有工作，就有一切，哪怕工资很低。工作就是一切，有工作就有自由”。 “从一种创造性的、凭借信念和依赖人际关系的工作，转入一种制度化的工作：真是大难临头！……” 无论马克斯·韦伯怎么说，奇怪的是，僵化的官僚机构只能凭借那些职务束缚最少的官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甚至个人魅力，才能够或多或少地运转。官僚制度如果顺从其自身的逻辑，无疑会彻底瘫痪。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 翻译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与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阶段同步化）使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著作的阐释逻辑：它中断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读和修改的地方。 如果布尔迪厄提醒人们不要拿他的著作来进行“哲学性”阅读或“理论性”阅读，这是因为他最想传递的是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disposition)系统。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经验现实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各国的知识领域的结构如同国际观念贸易中的一个文化中介；出口国的结构决定产品的形式，而接受国如同某种思维透镜一般挑选、曲解那些可以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鸣的思想，并用地方上的理论方言把这些思想转译出来。然而，接受了这些进口观念的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视了生产这些观念的场域，忽略了构想它们的场域在科学层面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观念原本的意义和作用。在此之上，它们自发地依据接受地的场域结构重新阐发了这些观念，并通过感知模式和阐释模式把它们与接受地的背景联系起来。一个来自外国的文本所持有的意义和作用正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至少无论对于接受地还是对于来源地都是一样的。“错位误读”效应与观念的国际化流通密不可分，这一效应基本上表明了引进著作在来源地的含义和客观地位与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场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 社会学的工作很少使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主体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此外，作为除魅者，社会学的主张经常被（错误地）视作囚禁在一种命运里，而社会学家也经常被看成扫兴者。 不过，媒体面对的是时下的行为，而且集体制造出一种社会表象。尽管脱离现实，事后可能有反面证据和得到纠正，这种表象也会延续下去，因为它往往只会加强一些直观的解读方式和优先利用一些偏见，从而变得更加牢固。另外，在新闻领域里，电视的作用不可小觑，其传播的广度能够产生十分强大的支配性效果，尤其是电视新闻，在延续一个事件的支配性表象方面，它有十分可观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图像信息”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尤其能够直接诱发群体情绪。最后一点，影像能够造成极其强烈的确凿证据的效果，比词语无疑更有力，显得是在指明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它们本身也出自某种操作，多少得经过确定的筛选和建构。 归根结底，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挑唆的，常言所说的“事件”从来就是调动媒体的产物。针对某一件事，媒体在一定时间内一致同意把它当作一起事件。如果引起媒体关注的是被边缘化的或者底层的民众，媒体化的效应就远非这些社会群体所能期待的了，因为记者此时掌握一种特别重要的建构的权力。事件的炮制过程，这些群体根本无法知悉。 她表达出一种理性索求的态度，即应当通过斗争改善自身条件，但不去要求绝无可能的事情。应该量入为出，不要入不敷出。索求的应该是可能得到的。简言之，必须确定限度：“我们开会是讨论年轻人需要什么，可是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想要。这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挺幸福的，我那时候挺高兴的，可是他们不高兴……所以，不该有那么多要求。” 沃昂维兰事件之所以引来铺天盖地的报道，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同样反映出许多经过媒体建构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凄凉的郊区生活、移民、不安全感、帮派、青年、让-玛丽·勒庞、宗教极端主义等等。但是，这种“媒体报道”远远未能帮助人们加深理解，反而成为一个机会，使得那些对于郊区和大型居民区的刻板印象重新浮现，这些印象在以往三十年里形成于社会杂闻，再次被生搬硬套给沃昂维兰。 一是实际情况的呈现方式，二是耐心的调查所能提供的实际情况，二者的差距从电视台处理事件的方式当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记者关注冲突本身，而不是导致冲突的客观局势。这些冲突已经成为更普遍的社会危机的象征，然而对于社会危机的处理却倾向于脱离具体情境。奇怪的是，记者在实地调查时几乎不关注当地的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他们制造的媒体事件反而可以用于客观地检验接受采访的各种社会角色，因为每个人都会借此机会确认自己长期以来的想法。 污名化 大多数记者摈弃和谴责业内的糟糕做法，他们愿意承认，哪怕是诚信自律的讯息处理方式也难免有倾向性。尽管如此，他们认为，跟这些困难和邪门歪道相比，沉默才是最糟糕的。 “媒体政治”的药方 总之，从今以后，媒体成了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通过制造一种由媒体主导的对现实的看法，他们制造出现实的效果，因为这种看法参与制造了他们自称描述的现实。尤其重要的是，不幸事件和社会诉求今后都必须通过媒体表达，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而且以某种方式取得政治当局的“重视”。政治人物、记者和“公众舆论”专家之间的关系的逻辑使得任何政治行动都很难脱离媒体，更不用说针对媒体的行动。因为如此，政权从来不会对新闻界无动于衷，因为它想方设法掌控人们所说的“时事”，否则就通过新闻发布官参与制造时事。政治当局不喜欢受惊吓，甚至不愿意看到一些事件赶在他们前头发生。当局势紧迫时或在压力之下，他们谨慎地避免被人强加对当下社会问题的界定和处理方式。简言之，他们力求掌握自己的日程，尤其害怕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例如变得无法收拾的地方事件），忌惮被暴露在时政新闻的前沿，因为时政新闻掌握在文字媒体和电视新闻手里。 她仍然认为，暴力（“所有社会问题都人为地汇集到一个乡镇，而且是为了解决住房危机的问题！”）可以归咎于社会原因，甚至政治原因，但是不应该归咎于某些人，更与他们的本性无关。她一面认为不幸的责任不在于人们本身，一面通过从政治上分析学校和劳务市场，寻找能够理解甚至容忍自身遭遇的途径。 梯叶利自律甚严，没有在社会上堕落。全凭这根唯一的保险杠，他做到了自食其力。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个居民区的青少年的行为，他态度严厉，而且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怨恨情绪，对他们毫不留情。这里的帮派成员多为马格里布少年，他怎么会原谅他们把一些“规矩”强加给“他的”居民区呢？既然更激烈的办法不是没有，那么为什么不用（国民保安队分片巡逻）呢？这种办法他小时候见过，用来对付这一类麻烦很奏效。作为母亲，希尔薇倾向于对孩子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她受的教育也不如丈夫的严格。她更愿意跟青少年展开对话和讨论，虽然她承认那并不容易做到。她认为说服比压服更有效，条件是设身处地地为青少年设想：“可是，你得设身处地为这些年轻人想想，”她对丈夫这样说，“他们知道，反正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暴力，但不是伤害人的暴力，那其实是求助的呐喊，是说‘瞧啊，我们在这儿，这儿有我们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希尔薇的这种态度来自她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相当重要的文化背景）跟社会工作者的背景比较接近，以及她的“左翼”社会活跃人物的经历（她参加过基督教青年工友会，有一段时间还是共青团团员）。不过，她也隐约地表达了某种苦恼。经济危机导致她找不到跟专业和愿望对口的工作，尤其是既是现实也是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这些都促使她弃绝政治。失去政治取向的她用道义当挡箭牌，厌弃一切政党，因为它们永远一边“教训年轻人”，一边搞“乌七八糟的明争暗斗”。 这几位管理员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是很有代表性。他们跟这些居民区的大多数住户一样，住在这里并非基于选择，而是基于经济考虑或者行政方面的理由。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另谋住处，只好住在这个一切都会引发争执、全面衰落和依赖救济制度的地带。不要说接受，社会经历使他们无法理解有时会带来毁灭的青少年暴乱。他们都出身平民，只有靠严格的教育和往往残酷地压低自己的期盼和需要，才能免于陷入更低下的地位。简言之，他们只有付出不情愿的努力，才能够维持现状或者摆脱困境。 正如物理空间通过各个部分的相对外在性得到规定，社会空间也通过构成它的位置之间的相互排斥［或区隔(distinction)］得到规定。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社会位置的并列结构。 因此，在极为多样的背景下，社会空间的结构以空间对立的形式出现，居住空间（或被据取的空间）成为社会空间的某种天然象征。在等级化的社会里，没有任何空间无等级之分而不显示等级和社会距离，其表现形式（或多或少地）是扭曲的，尤其是被自然化效应(effet de naturalisation)所掩盖，后者则是社会现实长期在自然界留下印记所导致的：历史的逻辑造成的差异会貌似出自事物的天性（这一点只需想到“自然疆界”的说法就不难理解）。例如，性别的社会差异的所有空间投射（教堂、学校、公共场所，乃至家庭内部）就属于这种情形。 于是，物化的（即物理地实现或客体化的）社会空间便表现为各类资产或服务与有物理定位的个别主体或者群体（长期系于一地的单位）在物理空间里的分布，后者有程度不等的机会获取这些资产或服务（取决于它们的资本和它们与这些资产之间的物理距离，后者本身同样取决于资本）。在社会空间里，主体的分布和资产的分布之间的关系规定着物化的社会空间不同区域的价值。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被据取的物理空间结构默然提示无声的秩序，是社会空间逐步转变为心智结构和喜恶体系的媒介之一。更准确地说，社会性结构的这一合并过程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其一个重要部分而言，必定经由长期的和无限重复的对于空间距离的体验，社会距离便是在这种体验中确立的。 如果说，居住方式有助于塑造社会习性，那么，通过或多或少恰当的社会用法，社会习性同样有助于塑造居住方式。据此，我们要质疑那种认为缩小社会空间相距较远的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就能拉近社会距离的看法。事实上，社会距离遥远的人们之间的物理临近性（一种鱼龙混杂的体验）是令人最难以容忍的。 美国贫民窟好比一面既放大又变形的镜子，它使我们看到，一旦国家放弃了首要使命即支持在任何复杂的社会运行都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反而采取全面削弱公共机构的政策，社会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国家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尤其缺乏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的人，丢给市场之手和人人为自己的逻辑，然而这部分人最需要国家扶助，才能切实行使公民权利。 思想大师们利用一系列冒牌理论和一些虚假的方程式为之鼓噪，其根据是某种神奇的互为影响的逻辑关系和有揭示作用的杂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以往经常求助于此。例如，先把经济自由主义说成达到政治自由的必然的和充足的条件，然后就可把国家干预跟“专制主义”相提并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之间画上等号，然后提出，不平等难免，斗争没有用处（而且责怪这种斗争不利于褒奖翘楚），到头来反有损于自由。先把效率和现代化与私营企业相提并论，再把陈旧和缺乏效率与公益事业说成一码事。客户关系据说更为平等和更有效率，因而可以取代使用者关系。“现代化”被等同于将利润最大的公益事业部门转为私营，等同于清除其员工或令其就范，因为他们被认为应该对一切无效率的和“僵化”的现象负责。 在一些为了方便苦于无权的“思想家”和苦于无思想的权贵之间的交流而设置的特殊场域里（杂志、俱乐部和研讨会），这一套陈词滥调得到孕育，而且不断在报纸和周刊上被重申。这些权贵均出身国立行政学院，在国立行政学院得到培养。[插图]这些现代官老爷热衷于奖金，随时准备跳槽到私营企业，他们厌倦了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对别人）宣扬公益事业的精神，也厌倦了特别是80年以后喜见的对私营企业的崇拜。他们宣称，尤其在人员管理方面，要按照私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公益事业，可是在个人和财务方面，却一面效仿私营企业的（坏）风气，一面躲开了其中蕴含的制约和风险。他们打着“现代化”的旗号，指控公共部门的所谓“富人”即行政人员，说他们在捍卫既得利益的行业工会的保护下，享有远离自由企业风险的铁饭碗。这些人一面吹嘘工作灵活性的好处，一面以劳动生产率为借口，鼓吹逐步减员。 我们于是不难理解，尽管缺少全部必要的手段，履行所谓‘’社会功能‘’的小公务员们，尤其是那些对市场机制最难容忍的后果和缺失尽力补救的警察、基层官员、社会工作者、辅导员，乃至越来越多的小学辅导员和教授感到被抛弃，甚至被否定了，虽然他们想方设法地对付物质的和精神的穷困——合法化经济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不可否认的唯一后果。他们经历着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甚至也不想知道。这是一种越来越痛苦的“尴尬处境”。例如，对于社会功能的自身运转，鼓吹效益、劳动生产率、竞争力，或者干脆说，鼓吹利润所造成的破坏，人们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离开了往往与战斗的献身精神相联系的一种以专业为本的公正无私的态度，社会功能绝难实现。 用直接补贴个人取代旧式的服务补贴（在住房领域里，但也包括别的领域，例如最低收入保障）深刻地改变了“街道官僚”的功能的定义。这两种补贴的不同后果我们已经指出过：直接补贴切合自由主义的观点，它“将互相依存的关系简化为一笔单纯的家庭补助金”，而且以消费（或者说，进一步刺激消费）为唯一目的，而不是引导或调整消费结构。 帕斯卡遇到了任何社会行动都无法避免的两大难题：一是一些人被一连串挫折和失望弄得懈怠和沮丧，他们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二是陷入僵化的陈规旧习和预设条件（“立案”）的领导部门四分五裂，什么事情也不干。他们在技术官僚的某种“社会官僚主义”的命令下实践民主制度时，空前地无所作为。社会公益工作者们只能尽其所能，拿出尝试摆脱困境所必需的诚信和最低限度的希望。他们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连续战斗：既要对付那些往往对自身利益，更不用说对集体利益感到沮丧、无心争取的人们；也要对付那些分裂的上级部门和官员。它们各自据守地盘，正如我们在实行失业补助时所见，发放失业补助金和保障就业由不同的服务机构和官员承担。当官员们遵照“上头的指示”，“一夜之间”转入“社会公益工作”时，一方面是社会救助工作的逻辑（它要求有预见力的斗争精神或者富于灵感的义举），另一方面是官僚制度及其纪律和谨言慎行，二者的对立表现得最清楚，特别当第十个计划公布以后。“从一种创造性的、凭借信念和依赖人际关系的工作，转入一种制度化的工作：真是大难临头！……” 因此，他看到两个看来很奇怪的现象（项目主任也有同感）：其一，有些人虽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独立于工作职位（因为“人一换，政策就跟着变”），他们的创造性乃至越轨行为却能使官僚体制摆脱无作为，甚至摆脱瘫痪状态。其二，为了切实完成体制本身的使命，献身精神和将体制内在的正能量化为具体行动的努力远远无法从体制得到应有的回报。 的确，高官们应当搜集专家的意见，以民主的方式“不带宗派偏见”地倾听大众的心声，可是政治逻辑跟严谨的学术建构几乎永远格格不入。 改弦易辙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它往往不具备另一块社会天地暗中要求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而考入国家司法学院却让他一窥堂奥。由于生疏，缺乏只有娴熟才能做到的灵活圆熟，这些初来乍到者“一字不差地”认真对待这块社会天地的展现方式。安德烈带进司法界的价值观正是法官们公开宣示但不用于指导实践的职业观念，特别是那些跟“专业”行为直接相关的价值，即这个最封闭的职业里的一切考虑和评价的基础。他原以为在司法界能够看到“诚实”“独立”“为大众服务”和“尊重他人”，由于司法界的真实的运行规则与之存在距离，他的职场轨迹里充满了失望。他之所以没有屈服于司法界的秩序，既因为他拥有道德力量，也因为道德在司法界仍然有活力，尽管经常有人打着职业需要的旗号违背它。“在人们的头脑里，理顺法官的职业尚需时日。” 关于采访技巧的“方法论”文章不胜枚举，我不认为求助于它们能带来什么益处。虽然它们能够说明采访者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某个效果，可是几乎总是因小失大。因为它们往往只想模仿成熟学科的严谨性的外部标记，死抱着陈旧的方法论原则不放，例如，追求把工作程序标准化。 调研关系与大部分日常交流不同，因为调查以获得知识为唯一目的。无论如何进行，查访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对取得的结果产生影响（参数不同，影响也不同）。不消说，科学的提问理应排除故意使用某种形式的象征性暴力，以免影响回答。然而，在这方面，也不能只相信良好的意愿，因为调研关系的结构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畸变，必须了解和把握。这只能在深思熟虑的和讲求方法的实践当中才能做到，而实践不必是某种方法或某种理论思考的实际运用。 社会邻近性和熟悉程度实际上满足了“无暴力”沟通的两个主要条件。因为，一方面，当访问者与受访者在社会意义上十分接近时，就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可互换性提供了一种保证，使之免于将主观推理化为客观原因，也使以往做出的选择能够摆脱分析所揭示的客观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双方能够在有关沟通的内容和形式的预设条件方面迅速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性在一切与语言符号相协调的非语言符号的经过调节的释放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释放很难做到）不再得到确认。非语言符号表明哪一部分话语应获解读，以及说话者是如何解读它的。 社会学者犹如接生婆，能够协助他们做这个工作，但是必须深入了解使之成为今日之所是的生存条件和调研关系——包括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位置和基本构想——可能造成的社会效果。
对穷人家的孩子而言，苦难往往不像高尔基说的，是一所大学，它更可能是一个堕落学院，让人在不经意间放弃梦想，进而放弃尊严，「小时候批判无耻的人和事，长大后成了无耻的一部分」，这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我并不喜欢这类理智语言，这种「付出就有回报」的逻辑，透着工具理性的僵硬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出生于物质匮乏时代的中国人小时候多半听过类似的说教。我很怀疑，在这种教育下奋斗的寒门子弟，当初有多少是处于对生活的爱和感恩，他们的努力更多是对贫穷的恐惧。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活着，轻松的，醉生梦死不劳而获，偶尔有一点放纵和不负责任。 苦难是不值得赞美的，然而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如《世界的苦难》所描述的在目历历一样，面对苦难时心态或明亮或阴暗。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故事，而对于故事中的主人公来说，这却是他们一生的苦难。 作为旁观者，我们想劝诫，想指责，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不这么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这样做？明明这样会更好？选择这条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惋惜，他们明明可以抓住更好的可能……但没有所谓“如果”，这些选择，无论对错，早已铸就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贫穷的本质》一样，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即使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打破阶层桎梏，向上攀登的一群。但是这许许多多，相较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只是少数。因为贫穷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会一点点消磨人的意志，让人们逐步湮灭希望，成为只顾眼前的“行尸走肉”。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即使光照四方，仍不可避免阴暗之处，我们能做的唯有尊重。 在《世界的苦难》这本书中，布迪厄继续用自己的实践理论告诉我们，个人苦难的背后隐藏着社会性、政治性的荒诞，它遮蔽了来自底层的那些微小声音和日常片段。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在悼念布迪厄时评价：“作为福柯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布迪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的忠实辩护人。” 在生命的织网中，苦难缠绕交错，铺陈出世界的深沉哀歌，唤醒沉睡的灵魂追寻光明。
郑州富士康员工因疫情，长达一个月被封控，要抢食物，隔离点像狗棚，发烧没有药，所以他们被迫从厂区翻墙，今天连夜走高速公路徒步回家。中原地区的重重苦难，非经历不可想象。 布尔迪厄的这本书我已快要读到末尾，大言不惭的说一句，书中所描写的苦难，1980年代法国人所经历的痛苦，我都在自己和家人的经历中听过、看过、经历过。 苦难是什么样子？就是布尔迪厄这本书的样子，厚，密，多，读完一个又来一个。你为他们不甘，甚至埋怨他们怎么这么蠢，为什么看不到结构和符号暴力。可到头来呢，他们只是打碎了牙捱过一个又来一个，然后血淋淋的把苦楚吞到肚子里，嘴上只能剩下“软弱的抱怨”。 这个世界真是变了又没变啊。就像小时候我听奶奶讲她怎么躲“日本鬼子”，听姥爷讲他怎么捱过六四年饥荒。大一点了听爸爸讲他怎么从厂里下岗，妈妈讲她今天干活儿又受气了。现在听同龄人讲失业和赚的钱不够花，刚买的房就烂尾了。 哈哈哈哈哈草他妈的，这个傻逼世界。
实话说，当历经12天看完80万字的这篇社会学著作，然后又用几乎一整天来回头看，始终觉得无比的沉重。布尔迪厄的田野调查，似乎让我回到了26年的记者生涯。阅读的过程也几乎是一直在回望寻找的过程，在这篇著作中看到了自己跟同事一起乘台里唯一一辆吉普车经过盘旋山路，去到淅川县最贫瘠的山村盛湾镇白亮坪村，看到衣食无着的他们讲述他们的生活，完成专题片《许给大山的男人》；看到了“阳光家庭”里那些艾滋病家庭遗孤在草坪上嬉戏，却在课堂里被同学嫌弃；还看到自己冷静采访，那个年仅19岁残忍的杀人犯赵勇终于在临刑前流下为时已晚的悔恨泪水，专题片播放时的街道几乎是同一个频道。布尔迪厄说他听村民讲柏拉图所说记者是“冒牌学者”(doxosophes)，只纠缠于表面现象，这些研究表面现象的“自称学者的舆论工匠”貌似有知识。确实，一个有良知的记者要向一个合格的社会学家进发，要超越表面现象，对于人们的自由及其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合理愿望的无数侵害，就必须追溯到其经济的和社会的真正的决定因素。尽管世界苦难是常态，期待希望永在，总要有人发声，致敬布尔迪厄。【2023.06.05《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No:052】
出身优越的学生能够从家庭获得明确的地位感，每逢拿不定主意时还能获得励志的好榜样和忠告。他们因此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全力以赴，学科对头，学校对头，班级对头，等等。与之相反，来自最贫困的家庭的学生，尤其是移民的孩子，往往难逃自生自灭的命运，从小学后期开始，他们就听凭校方的诫令和偶然性的摆布，只为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们被迫不合时宜地和逆向地运用自己的已经很微薄的文化资本。这里涉及的是文化资本的传承以外的诸多机制之一，它导致水平最高的学校，尤其是那些向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位置开放的学校，能够跟过去一样继续鹤立鸡群。这个教育体系既面向所有人，又为一部分人有所保留，它的绝招是把“民主化”的表面现象与再生产的现实结合起来。这种再生产完成了高水平的掩饰，同时也取得了在社会上合法化的更佳效果。—布迪厄《世界的苦难》
🌻如果尚未获得财务自由人生自由精神超脱不建议看这本书，太沉重，忙着理清自己的人生又哪有多余的心思精力能量去看见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无疑是含量极丰富样本比较全面宝贵的访谈记录资料合集，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普世读物而言得等到最恰当的人生阶段和时机再来翻阅，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未饱经沧桑便读不懂苦难书。 🌻社会学者需恪守的自律格言/准则：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看见理解包容不共情冷静理性客观真实本来面目，不为情绪所困，不为主观局限。做完全的旁观者观察者与调查记录者，冷眼旁观，心有温度。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物理世界所隔山海，而是精神世界人心与人心之间浩瀚无垠的差异心理疆界。 🌻访谈对话交流实录形式，读来热气腾腾人间烟火气集中，代入感极强，但又有点索然无味，细碎真实需要极大兴趣和极强耐性否则看不下去，对底层苦难大众的私生活和人生经历成长经历缺乏兴趣便仿若沙中淘金。 🌻只泛读了已经有过亲身经历的极小部分章节内容，其余的缺乏阅历经验其实也读不懂，需要更合适更恰当的时机阶段再读，世间百态，众生皆苦，在其间寻觅自己的身影，咀嚼体味。
布尔迪厄及其他22位合作者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的田野调查之作，重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法国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是一部囊括了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法律的个人史佳作。 访谈文章结构多为被访谈者背景+访谈实录，访谈实录部分平铺易懂。 《不同观点的空间》中布尔迪厄提出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神圣的观察视角，让位于多重视角，允许多种观点共存，甚至竞争。 《场域效应》聚焦于贫民窟/贫民区，国家的撤离导致公权力从与贫穷抗争的工具变成一部针对穷人的战争机器，讲述了身涉其中的处于底层的普通人、政府援助人员面临的体制内部的矛盾等。 《正式工与临时工》主要描写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各类人群所面临的工作/失业危机。 《局内的局外人》聚焦于教育领域，描写了当时学历贬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描写了教师和学生两个视角面临的困境及第一代大学生的窘迫。 《矛盾的遗产》主要描写了在时代变迁中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宣的。”
20230329-RMN288《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皮埃尔·布尔迪厄 布尔迪厄是社会科学家哲学家。 他的作品涉及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认知科学。 本书历时调查3年，是欧洲版的NHK纪实文学。此前，看日本NHK有关养老、就业、女性、婚姻、无缘死主题类纪实文学深受震撼。希望我们的央媒能学习借鉴这样的纪实栏目，为促进社会发展真实报道采访，不要搞主旋律工程，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从发现问题开始，以解决问题进步，歌颂历史是无法前进的。 ◆ 习惯理论-资本 场域 习惯 布尔迪厄范式，总结为“资本”“场域”“惯习”的概念三部曲。 习惯理论。也可以说任何主义的社会都符合同一个经济规律和发展周期。不以领导者和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就算酒神人格的领袖提出“黑猫白猫”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云云，也都是同一个婴儿，只不过换了一盆洗澡水而已。 书单：调查-田野理论实践 《遇见布尔迪厄》 ◆ 关于就业：正式工与临时工 “葡萄牙有好多人讨厌共产党。在他们的……在他们的殖民地里，共产党祸害不浅。我是反共的。等我到法国以后，新秩序派是唯一真正反共的。新秩序派不怕……不怕表明民族主义的、反共的立场。” 玛丽的政治立场代表个人，和她一样的阶层在各国都有，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历史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过反腐纲领的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后疫情时代，世界都慢了下来，经济滞胀和失业率攀升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前有阶级斗争史，未来会如何化解矛盾问题，如果社会制度殊途同归，那这七十年算什么？如何评价进步先进性？ 任何社会伟大复兴都是需要能量基础的。欧洲能诞生文艺复兴是几代开明文明输入自由进化孕育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高速发展是“黑船来袭”数代史节搬运工积累的；中华文明输入海洋游牧文明后并未出现过复兴，甚至明代弱、清朝断根、文革倒退，错过了许多历史机遇，现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许多问题没能好好解决，滚雪球吹泡泡混迹至今已经无路可退，好走的路已经走完穿越隧道般的至暗时刻不知还要多久？读社科历史书籍，访谈纪实频道希望能帮助顺利度过余生。 Susu于京 2023.4.16
久仰大名。带着崇拜和赞叹费劲地读完人生中第一本布尔迪厄，终于知道我导师的偶像为什么是他。对于没有经过太多学术阅读训练的人来说读起来比较费劲，他的东西太高深了，除非同时带着经验和理论，不然太难理解了。布尔迪厄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直刺社会结构、揭开边缘群体、划出人类苦难。他所关注的空间、场域、临时工、教育、国家、家庭问题，无一不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已经被麻木规训的，看到他用大量生命分析这些结构和问题，感动于他社会学式对人类的悲悯情怀。 我们是苦难的一角，每次看到社会学家关注能碰到自己的一角，总有觉得有救了的错觉。但他说：“揭示造成生活痛苦甚至难以为继的机制，不等于将其消除；揭露矛盾不等于解决矛盾。”想起我的毕业论文，苦于提不出觉得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对策，导师说，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把一个真问题揭示清楚。这正是社会学的迷人之处吧。 因为我们依然相信，“这些真相即使是不完整的和临时的，也能够提供唯一的理性手段。”
世界的苦难，不论过去现在，这里那里，如出一辙。详实多面的访谈记录，敏感细腻的分析触角，我们看到个人的独特经历，更看到由这些个体困厄汇成的集体命运。 移民、住房、工作、教育、代际、社会福利，这些苦难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个体因素的催化下日益迫切。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断变大的“我们-他们”间的鸿沟，不断封闭的群体；基于经济、文化资本和语言资本的阶级固化；晦暗不明的规则，看清却无力的参与者；资本规则下撤出的公共服务。每样都这样让人感同身受。集体的苦难一定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背后潜藏着社会的症结。 “本书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最后一章《理解》里布尔迪尔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详细论述，关于什么是“真实、客观”，不论是作为学术方法论，还是作为看待世界的一般性方法都非常有启发性。
看完只想骂人，这🐷一样的世界，🐷一样的人，却被🐷统治着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事物、观点或人时， 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感到惋惜、嘲笑或憎恶。 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去深入思考，去探索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理解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和多样的人群时要保持谦逊和包容，以促进更好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立在个体面前的高墙 教科书+百科全书级别的田野调查著作。布尔迪厄与其他22位合作者访谈了数百人，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本厚书浓缩了社会众生百态和学者们敏锐的分析，厚重、广阔、深刻。虽然原作出版于1993年，访谈对象大多是当时法国社会的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但本书所记录的包罗万象的困境并不因时空转移就显得过时或不适用。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我尝试把每一篇受访者的身份列出来，发现本书涉及了新移民、老市民、廉租房住客、公寓管理员、小职员、失业工人、工会代表、青年混混、小店主、流浪汉、成瘾者、基层警察、小剧场演员、法官、零工、留守老人、社会运动者、收银员、第一代大学生、农民、政治记者、小学教师、残疾人等等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本百科全书。当这些各行各业、处于不同阶段、不同处境的人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时，我们能从中读到的远远不只是个体的经验，他们遭遇困境的原因也绝不仅是个人的不争气、不努力，或者不慎歧途。我们从他们的经历看到的是时代洪流对渺小个人的裹挟，是社会结构性的不公在人们的可能性面前立下了包围的高墙。 第一部分“不同观点的空间”通过对处于相同物理空间中的不同群体进行采访，把他们各自的处境、立场、观点进行并列和对照。这些空间中有很多是整个小区已经因外部经济和社会原因而走向衰败的大型居民区或廉租房区。消失的工厂和解雇的浪潮带来贫困，随之而生的就是吵闹、斗殴、公共财物损坏，环境的不安全和个人的耻辱感让当地居民充满失落。 另外还有居住在同一空间的移民与本地人的相互不理解，种族歧视与排斥如影随形，而当我们读到各执一词的双方故事，就能体会到章前所说的“互不让步、互不妥协的观点都各有各的社会理由。”而这些被放弃或遗忘的空间，用在第二部分前言的话来说，“（它们的）确切定义是一种缺失，以国家的缺失为主，加上随之而来的各种缺失，即警察、学校、医疗机构、社会团体等等的缺失。”正是外部环境造成这空间的衰败和混乱，而这些衰败和混乱又影响着个体的生活。 第二部分“场域效应”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社会空间。这部分的前言写得有点复杂，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感觉意思是在等级化的社会中，物理空间其实也是显示着等级划分的，拥有资本的多少影响着对空间支配的能力，而无资本者就只能与代表着社会资产的空间保持着物理的或象征的距离，“被迫与最不受欢迎和最不稀缺的人物和资产为伍。缺少资本使人倍感受限，因为它把人拴在一个场域之内”。在这里，把人限制和困住的空间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贫民窟。在书中举例的美国黑人贫民窟犯罪和暴力猖獗，工薪劳务市场凋敝和社会救济极度短缺导致当地居民“只能投入非正式的市井经济活动”；行政体系失效，提供安全、住房、医疗、教育、法律等公益机构纷纷退场。在“国家撤离”的部分专门讨论到国际及其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如何加剧贫困者的困苦。 这部分的受访者包括混混和流浪汉，他们在充满穷困和危险的贫民窟成长，在进入劳务市场受挫，通过“市井智慧”靠着坑蒙拐骗求生；也有“尽管缺少全部必要的手段，履行所谓社会功能的小公务员们”，包括警察、基层官员、社会工作者、赤贫学校的教职员等等，他们在日常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时总是充满无力和被抛弃感，作为螺丝钉的个体根本无法在社会机器的轮转中改善什么。 前两部分已经写了这么长的读后感，后面的部分就不一一写了。总之全书的众生故事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苦难绝大多数时候都并非个人造成的，社会结构性的不公、时代发展的转向总是轻而易举地搅弄个人的生活和命运轨迹。 布尔迪厄还在本书的结尾以“理解”为题写了在调研活动中的采访策略。他提到了“无暴力”沟通的目标。在这些调研关系中，采访者的社会地位往往高于受访者，双方在文化资本方面是不对称的。就此，好的采访者应“尽可能减少调研关系中的象征性暴力”，其实就是尽可能地深入理解采访对象，把握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理解影响其所在社会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机制，把握其“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和特殊轨迹相关的心态和社会环境”。有时受访者会在采访者的提示和建议下藉助采访进行自我表达、审视、申辩、澄清，“作出见证、发出声音，把个人经验变为公众经验”，而采访者应在理解的基础上静候条件的发生，或仅作自然而然地沟通提示，而非带着先入为主的立场和默认的目标方向刻意引导，甚至强人所难、道德绑架。
《世界的苦难》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豆瓣9.3分，个人推荐8.9分 1993年，布尔迪厄的代表作《世界的苦难》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它的价值更在于学术之外和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影响。当代社会有何苦难? 它的根源何在? 这些社会苦难在哪里? 如何去揭示在大众面前？而布尔迪厄身上所体现的特质。也就是把这些当成了一种使命去完成的精神，其中所体现的学术操守和道德关怀，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如此说。 《世界的苦难》这本书并不难读，分为上下两册，这是一部非常好读的“聊天”笔记，布尔迪厄以“个体的苦难”展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在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并不可信，布尔迪厄所展示的就是一种无力挣脱也无力去说的的苦难日常，布尔迪厄在书中和上百人聊天对话，这些人身份千奇百怪。 一对流浪的伴侣，一群在工厂中想要获取正式待遇的临时工，一位女警察，一位基层法官，上夜班的女工、失业和退休的人、失败的生意人等诸多故事。 流浪伴侣的家，紧张的生活，住所洁净，把蔬菜分类保存，把床单被褥叠的整整齐齐，这恐怕是他们用近全身力气来能维持的尊严。上夜班的女工最大的危机是每个下班的夜晚。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布尔迪厄让受访者自己来讲，不再是新闻媒体等各方的编辑剪辑说话的权力，让受访者自己提出核心问题。布尔迪厄大胆地谈论自己“我之所以质疑这个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也充满狐疑,我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个知识分子“ 布尔迪厄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说社会学家就是要寻找出不平等背后的逻辑，这些规则是可以被发现的。还有为什么要关注资本的传递（transmission du capital），这是理解富人为什么总是能过得好的路径。尤其是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人，比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的人总是会被认为很“优雅”，这种优雅正是反应了文化资本上的分配差异，试问一个人没有好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学校教育，又怎么能够拥有语言资本？ 《世界的苦难》最难能可贵的是，苦难并不是以一个人为终点的，当它开始蔓延时，就是世界的。 曾经一群工人创造了辉煌，但留下来的只有荣誉，工厂时代结束后，他们仅有的尊严挫灭在困顿的生活里，恨年轻人不进工厂劳动，恨他们不思进取，恨不能继续进厂保卫自己的果实。 他们体验过知识的匮乏，敏感权力带来的威势，他们寄希望下一代，这种苦难体现了社会集体的衰落。 又回到了是什么造成世界的苦难这个问题，布尔迪厄的的调查写作是出于回击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问题，威尔金森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中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以及，苦难包括了“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苦难并不只是不可描述的感受，是个体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结果，它难以避免。 当然，他们有苦难，但是……他们毕竟活着，活得实在，并不虚幻；因为苦难就是生活。没有苦难，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卡拉马佐夫兄弟》 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平凡的世界》
揭示造成生活痛苦甚至难以为继的机制，不等于将其消除；揭露矛盾不等于解决矛盾。但是，人们尽管可以对社会学信息的社会效果存疑，它起到的作用却不容否认：使受苦的人看到把痛苦归咎于社会，从而免于自责的可能性；使公众了解从群体方面被掩盖的一切形式的不幸的社会根源，即使这些不幸是最私密和隐而不宣的。 科学既不是被滥用的说教式的理性主义，也不是反理性的虚无主义审美家的不作为，它满足于可以从俗常看法和思想定见(doxa)获得的真相；这些真相即使是不完整的和临时的，也能够提供唯一的理性手段，以便充分利用留给自由——即政治行动——的活动余地。 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有办法摆脱技术官僚制度的倨傲态度——它声称为民造福却罔顾人民意愿——并且摆脱对需求的裁决全盘接受的有蛊惑作用的顺从态度，无论这种裁决是通过市场调查、收视率，还是通过支持率做出的。 的确，“社会技术”发展到今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经熟知什么是表面的需求，什么是实际的或者可以轻易满足的需求。可是，一种技术可能变为形式上合理的蛊惑煽动的工具，例如民意调查便是一个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的简单手段。 社会科学能够有效地提醒这种局限性，可是它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很难对抗政治家的一种倾向：为了确保自身成功而满足肤浅的要求，政治从而变成了经过伪装的市场营销。 “只要有工作，就有一切，哪怕工资很低。工作就是一切，有工作就有自由”。 “从一种创造性的、凭借信念和依赖人际关系的工作，转入一种制度化的工作：真是大难临头！……” 无论马克斯·韦伯怎么说，奇怪的是，僵化的官僚机构只能凭借那些职务束缚最少的官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甚至个人魅力，才能够或多或少地运转。官僚制度如果顺从其自身的逻辑，无疑会彻底瘫痪。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 翻译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与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阶段同步化）使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著作的阐释逻辑：它中断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读和修改的地方。 如果布尔迪厄提醒人们不要拿他的著作来进行“哲学性”阅读或“理论性”阅读，这是因为他最想传递的是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disposition)系统。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经验现实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各国的知识领域的结构如同国际观念贸易中的一个文化中介；出口国的结构决定产品的形式，而接受国如同某种思维透镜一般挑选、曲解那些可以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鸣的思想，并用地方上的理论方言把这些思想转译出来。然而，接受了这些进口观念的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视了生产这些观念的场域，忽略了构想它们的场域在科学层面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观念原本的意义和作用。在此之上，它们自发地依据接受地的场域结构重新阐发了这些观念，并通过感知模式和阐释模式把它们与接受地的背景联系起来。一个来自外国的文本所持有的意义和作用正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至少无论对于接受地还是对于来源地都是一样的。“错位误读”效应与观念的国际化流通密不可分，这一效应基本上表明了引进著作在来源地的含义和客观地位与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场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 社会学的工作很少使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主体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此外，作为除魅者，社会学的主张经常被（错误地）视作囚禁在一种命运里，而社会学家也经常被看成扫兴者。 不过，媒体面对的是时下的行为，而且集体制造出一种社会表象。尽管脱离现实，事后可能有反面证据和得到纠正，这种表象也会延续下去，因为它往往只会加强一些直观的解读方式和优先利用一些偏见，从而变得更加牢固。另外，在新闻领域里，电视的作用不可小觑，其传播的广度能够产生十分强大的支配性效果，尤其是电视新闻，在延续一个事件的支配性表象方面，它有十分可观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图像信息”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尤其能够直接诱发群体情绪。最后一点，影像能够造成极其强烈的确凿证据的效果，比词语无疑更有力，显得是在指明不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它们本身也出自某种操作，多少得经过确定的筛选和建构。 归根结底，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挑唆的，常言所说的“事件”从来就是调动媒体的产物。针对某一件事，媒体在一定时间内一致同意把它当作一起事件。如果引起媒体关注的是被边缘化的或者底层的民众，媒体化的效应就远非这些社会群体所能期待的了，因为记者此时掌握一种特别重要的建构的权力。事件的炮制过程，这些群体根本无法知悉。 她表达出一种理性索求的态度，即应当通过斗争改善自身条件，但不去要求绝无可能的事情。应该量入为出，不要入不敷出。索求的应该是可能得到的。简言之，必须确定限度：“我们开会是讨论年轻人需要什么，可是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想要。这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挺幸福的，我那时候挺高兴的，可是他们不高兴……所以，不该有那么多要求。” 沃昂维兰事件之所以引来铺天盖地的报道，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同样反映出许多经过媒体建构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凄凉的郊区生活、移民、不安全感、帮派、青年、让-玛丽·勒庞、宗教极端主义等等。但是，这种“媒体报道”远远未能帮助人们加深理解，反而成为一个机会，使得那些对于郊区和大型居民区的刻板印象重新浮现，这些印象在以往三十年里形成于社会杂闻，再次被生搬硬套给沃昂维兰。 一是实际情况的呈现方式，二是耐心的调查所能提供的实际情况，二者的差距从电视台处理事件的方式当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记者关注冲突本身，而不是导致冲突的客观局势。这些冲突已经成为更普遍的社会危机的象征，然而对于社会危机的处理却倾向于脱离具体情境。奇怪的是，记者在实地调查时几乎不关注当地的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他们制造的媒体事件反而可以用于客观地检验接受采访的各种社会角色，因为每个人都会借此机会确认自己长期以来的想法。 污名化 大多数记者摈弃和谴责业内的糟糕做法，他们愿意承认，哪怕是诚信自律的讯息处理方式也难免有倾向性。尽管如此，他们认为，跟这些困难和邪门歪道相比，沉默才是最糟糕的。 “媒体政治”的药方 总之，从今以后，媒体成了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通过制造一种由媒体主导的对现实的看法，他们制造出现实的效果，因为这种看法参与制造了他们自称描述的现实。尤其重要的是，不幸事件和社会诉求今后都必须通过媒体表达，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而且以某种方式取得政治当局的“重视”。政治人物、记者和“公众舆论”专家之间的关系的逻辑使得任何政治行动都很难脱离媒体，更不用说针对媒体的行动。因为如此，政权从来不会对新闻界无动于衷，因为它想方设法掌控人们所说的“时事”，否则就通过新闻发布官参与制造时事。政治当局不喜欢受惊吓，甚至不愿意看到一些事件赶在他们前头发生。当局势紧迫时或在压力之下，他们谨慎地避免被人强加对当下社会问题的界定和处理方式。简言之，他们力求掌握自己的日程，尤其害怕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例如变得无法收拾的地方事件），忌惮被暴露在时政新闻的前沿，因为时政新闻掌握在文字媒体和电视新闻手里。 她仍然认为，暴力（“所有社会问题都人为地汇集到一个乡镇，而且是为了解决住房危机的问题！”）可以归咎于社会原因，甚至政治原因，但是不应该归咎于某些人，更与他们的本性无关。她一面认为不幸的责任不在于人们本身，一面通过从政治上分析学校和劳务市场，寻找能够理解甚至容忍自身遭遇的途径。 梯叶利自律甚严，没有在社会上堕落。全凭这根唯一的保险杠，他做到了自食其力。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个居民区的青少年的行为，他态度严厉，而且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怨恨情绪，对他们毫不留情。这里的帮派成员多为马格里布少年，他怎么会原谅他们把一些“规矩”强加给“他的”居民区呢？既然更激烈的办法不是没有，那么为什么不用（国民保安队分片巡逻）呢？这种办法他小时候见过，用来对付这一类麻烦很奏效。作为母亲，希尔薇倾向于对孩子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她受的教育也不如丈夫的严格。她更愿意跟青少年展开对话和讨论，虽然她承认那并不容易做到。她认为说服比压服更有效，条件是设身处地地为青少年设想：“可是，你得设身处地为这些年轻人想想，”她对丈夫这样说，“他们知道，反正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暴力，但不是伤害人的暴力，那其实是求助的呐喊，是说‘瞧啊，我们在这儿，这儿有我们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希尔薇的这种态度来自她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相当重要的文化背景）跟社会工作者的背景比较接近，以及她的“左翼”社会活跃人物的经历（她参加过基督教青年工友会，有一段时间还是共青团团员）。不过，她也隐约地表达了某种苦恼。经济危机导致她找不到跟专业和愿望对口的工作，尤其是既是现实也是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这些都促使她弃绝政治。失去政治取向的她用道义当挡箭牌，厌弃一切政党，因为它们永远一边“教训年轻人”，一边搞“乌七八糟的明争暗斗”。 这几位管理员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是很有代表性。他们跟这些居民区的大多数住户一样，住在这里并非基于选择，而是基于经济考虑或者行政方面的理由。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另谋住处，只好住在这个一切都会引发争执、全面衰落和依赖救济制度的地带。不要说接受，社会经历使他们无法理解有时会带来毁灭的青少年暴乱。他们都出身平民，只有靠严格的教育和往往残酷地压低自己的期盼和需要，才能免于陷入更低下的地位。简言之，他们只有付出不情愿的努力，才能够维持现状或者摆脱困境。 正如物理空间通过各个部分的相对外在性得到规定，社会空间也通过构成它的位置之间的相互排斥［或区隔(distinction)］得到规定。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社会位置的并列结构。 因此，在极为多样的背景下，社会空间的结构以空间对立的形式出现，居住空间（或被据取的空间）成为社会空间的某种天然象征。在等级化的社会里，没有任何空间无等级之分而不显示等级和社会距离，其表现形式（或多或少地）是扭曲的，尤其是被自然化效应(effet de naturalisation)所掩盖，后者则是社会现实长期在自然界留下印记所导致的：历史的逻辑造成的差异会貌似出自事物的天性（这一点只需想到“自然疆界”的说法就不难理解）。例如，性别的社会差异的所有空间投射（教堂、学校、公共场所，乃至家庭内部）就属于这种情形。 于是，物化的（即物理地实现或客体化的）社会空间便表现为各类资产或服务与有物理定位的个别主体或者群体（长期系于一地的单位）在物理空间里的分布，后者有程度不等的机会获取这些资产或服务（取决于它们的资本和它们与这些资产之间的物理距离，后者本身同样取决于资本）。在社会空间里，主体的分布和资产的分布之间的关系规定着物化的社会空间不同区域的价值。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被据取的物理空间结构默然提示无声的秩序，是社会空间逐步转变为心智结构和喜恶体系的媒介之一。更准确地说，社会性结构的这一合并过程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其一个重要部分而言，必定经由长期的和无限重复的对于空间距离的体验，社会距离便是在这种体验中确立的。 如果说，居住方式有助于塑造社会习性，那么，通过或多或少恰当的社会用法，社会习性同样有助于塑造居住方式。据此，我们要质疑那种认为缩小社会空间相距较远的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就能拉近社会距离的看法。事实上，社会距离遥远的人们之间的物理临近性（一种鱼龙混杂的体验）是令人最难以容忍的。 美国贫民窟好比一面既放大又变形的镜子，它使我们看到，一旦国家放弃了首要使命即支持在任何复杂的社会运行都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反而采取全面削弱公共机构的政策，社会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国家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尤其缺乏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的人，丢给市场之手和人人为自己的逻辑，然而这部分人最需要国家扶助，才能切实行使公民权利。 思想大师们利用一系列冒牌理论和一些虚假的方程式为之鼓噪，其根据是某种神奇的互为影响的逻辑关系和有揭示作用的杂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对手以往经常求助于此。例如，先把经济自由主义说成达到政治自由的必然的和充足的条件，然后就可把国家干预跟“专制主义”相提并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之间画上等号，然后提出，不平等难免，斗争没有用处（而且责怪这种斗争不利于褒奖翘楚），到头来反有损于自由。先把效率和现代化与私营企业相提并论，再把陈旧和缺乏效率与公益事业说成一码事。客户关系据说更为平等和更有效率，因而可以取代使用者关系。“现代化”被等同于将利润最大的公益事业部门转为私营，等同于清除其员工或令其就范，因为他们被认为应该对一切无效率的和“僵化”的现象负责。 在一些为了方便苦于无权的“思想家”和苦于无思想的权贵之间的交流而设置的特殊场域里（杂志、俱乐部和研讨会），这一套陈词滥调得到孕育，而且不断在报纸和周刊上被重申。这些权贵均出身国立行政学院，在国立行政学院得到培养。[插图]这些现代官老爷热衷于奖金，随时准备跳槽到私营企业，他们厌倦了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对别人）宣扬公益事业的精神，也厌倦了特别是80年以后喜见的对私营企业的崇拜。他们宣称，尤其在人员管理方面，要按照私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公益事业，可是在个人和财务方面，却一面效仿私营企业的（坏）风气，一面躲开了其中蕴含的制约和风险。他们打着“现代化”的旗号，指控公共部门的所谓“富人”即行政人员，说他们在捍卫既得利益的行业工会的保护下，享有远离自由企业风险的铁饭碗。这些人一面吹嘘工作灵活性的好处，一面以劳动生产率为借口，鼓吹逐步减员。 我们于是不难理解，尽管缺少全部必要的手段，履行所谓‘’社会功能‘’的小公务员们，尤其是那些对市场机制最难容忍的后果和缺失尽力补救的警察、基层官员、社会工作者、辅导员，乃至越来越多的小学辅导员和教授感到被抛弃，甚至被否定了，虽然他们想方设法地对付物质的和精神的穷困——合法化经济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不可否认的唯一后果。他们经历着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甚至也不想知道。这是一种越来越痛苦的“尴尬处境”。例如，对于社会功能的自身运转，鼓吹效益、劳动生产率、竞争力，或者干脆说，鼓吹利润所造成的破坏，人们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离开了往往与战斗的献身精神相联系的一种以专业为本的公正无私的态度，社会功能绝难实现。 用直接补贴个人取代旧式的服务补贴（在住房领域里，但也包括别的领域，例如最低收入保障）深刻地改变了“街道官僚”的功能的定义。这两种补贴的不同后果我们已经指出过：直接补贴切合自由主义的观点，它“将互相依存的关系简化为一笔单纯的家庭补助金”，而且以消费（或者说，进一步刺激消费）为唯一目的，而不是引导或调整消费结构。 帕斯卡遇到了任何社会行动都无法避免的两大难题：一是一些人被一连串挫折和失望弄得懈怠和沮丧，他们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二是陷入僵化的陈规旧习和预设条件（“立案”）的领导部门四分五裂，什么事情也不干。他们在技术官僚的某种“社会官僚主义”的命令下实践民主制度时，空前地无所作为。社会公益工作者们只能尽其所能，拿出尝试摆脱困境所必需的诚信和最低限度的希望。他们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连续战斗：既要对付那些往往对自身利益，更不用说对集体利益感到沮丧、无心争取的人们；也要对付那些分裂的上级部门和官员。它们各自据守地盘，正如我们在实行失业补助时所见，发放失业补助金和保障就业由不同的服务机构和官员承担。当官员们遵照“上头的指示”，“一夜之间”转入“社会公益工作”时，一方面是社会救助工作的逻辑（它要求有预见力的斗争精神或者富于灵感的义举），另一方面是官僚制度及其纪律和谨言慎行，二者的对立表现得最清楚，特别当第十个计划公布以后。“从一种创造性的、凭借信念和依赖人际关系的工作，转入一种制度化的工作：真是大难临头！……” 因此，他看到两个看来很奇怪的现象（项目主任也有同感）：其一，有些人虽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独立于工作职位（因为“人一换，政策就跟着变”），他们的创造性乃至越轨行为却能使官僚体制摆脱无作为，甚至摆脱瘫痪状态。其二，为了切实完成体制本身的使命，献身精神和将体制内在的正能量化为具体行动的努力远远无法从体制得到应有的回报。 的确，高官们应当搜集专家的意见，以民主的方式“不带宗派偏见”地倾听大众的心声，可是政治逻辑跟严谨的学术建构几乎永远格格不入。 改弦易辙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它往往不具备另一块社会天地暗中要求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而考入国家司法学院却让他一窥堂奥。由于生疏，缺乏只有娴熟才能做到的灵活圆熟，这些初来乍到者“一字不差地”认真对待这块社会天地的展现方式。安德烈带进司法界的价值观正是法官们公开宣示但不用于指导实践的职业观念，特别是那些跟“专业”行为直接相关的价值，即这个最封闭的职业里的一切考虑和评价的基础。他原以为在司法界能够看到“诚实”“独立”“为大众服务”和“尊重他人”，由于司法界的真实的运行规则与之存在距离，他的职场轨迹里充满了失望。他之所以没有屈服于司法界的秩序，既因为他拥有道德力量，也因为道德在司法界仍然有活力，尽管经常有人打着职业需要的旗号违背它。“在人们的头脑里，理顺法官的职业尚需时日。” 关于采访技巧的“方法论”文章不胜枚举，我不认为求助于它们能带来什么益处。虽然它们能够说明采访者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某个效果，可是几乎总是因小失大。因为它们往往只想模仿成熟学科的严谨性的外部标记，死抱着陈旧的方法论原则不放，例如，追求把工作程序标准化。 调研关系与大部分日常交流不同，因为调查以获得知识为唯一目的。无论如何进行，查访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对取得的结果产生影响（参数不同，影响也不同）。不消说，科学的提问理应排除故意使用某种形式的象征性暴力，以免影响回答。然而，在这方面，也不能只相信良好的意愿，因为调研关系的结构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畸变，必须了解和把握。这只能在深思熟虑的和讲求方法的实践当中才能做到，而实践不必是某种方法或某种理论思考的实际运用。 社会邻近性和熟悉程度实际上满足了“无暴力”沟通的两个主要条件。因为，一方面，当访问者与受访者在社会意义上十分接近时，就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可互换性提供了一种保证，使之免于将主观推理化为客观原因，也使以往做出的选择能够摆脱分析所揭示的客观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双方能够在有关沟通的内容和形式的预设条件方面迅速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性在一切与语言符号相协调的非语言符号的经过调节的释放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释放很难做到）不再得到确认。非语言符号表明哪一部分话语应获解读，以及说话者是如何解读它的。 社会学者犹如接生婆，能够协助他们做这个工作，但是必须深入了解使之成为今日之所是的生存条件和调研关系——包括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位置和基本构想——可能造成的社会效果。
对穷人家的孩子而言，苦难往往不像高尔基说的，是一所大学，它更可能是一个堕落学院，让人在不经意间放弃梦想，进而放弃尊严，「小时候批判无耻的人和事，长大后成了无耻的一部分」，这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我并不喜欢这类理智语言，这种「付出就有回报」的逻辑，透着工具理性的僵硬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出生于物质匮乏时代的中国人小时候多半听过类似的说教。我很怀疑，在这种教育下奋斗的寒门子弟，当初有多少是处于对生活的爱和感恩，他们的努力更多是对贫穷的恐惧。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活着，轻松的，醉生梦死不劳而获，偶尔有一点放纵和不负责任。 苦难是不值得赞美的，然而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如《世界的苦难》所描述的在目历历一样，面对苦难时心态或明亮或阴暗。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故事，而对于故事中的主人公来说，这却是他们一生的苦难。 作为旁观者，我们想劝诫，想指责，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不这么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这样做？明明这样会更好？选择这条路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惋惜，他们明明可以抓住更好的可能……但没有所谓“如果”，这些选择，无论对错，早已铸就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贫穷的本质》一样，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即使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打破阶层桎梏，向上攀登的一群。但是这许许多多，相较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只是少数。因为贫穷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会一点点消磨人的意志，让人们逐步湮灭希望，成为只顾眼前的“行尸走肉”。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即使光照四方，仍不可避免阴暗之处，我们能做的唯有尊重。 在《世界的苦难》这本书中，布迪厄继续用自己的实践理论告诉我们，个人苦难的背后隐藏着社会性、政治性的荒诞，它遮蔽了来自底层的那些微小声音和日常片段。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在悼念布迪厄时评价：“作为福柯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布迪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的忠实辩护人。” 在生命的织网中，苦难缠绕交错，铺陈出世界的深沉哀歌，唤醒沉睡的灵魂追寻光明。